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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物权请求权的制度价值

一、物权恳求权的性质

依通说，在立法上，物权恳求权（亦称物上恳求权）制度为1900年德国民法典所创设。[①]其缘由，与德国民法将物权与债权严格区分有直接关系。但在此之前，罗马法及法国民法诉讼法上有关爱护全部权的各种诉权，实际上早已形成了物权恳求权的根本内容。[②]

物权恳求权为当物权的圆满状态受到侵害或有被侵害之危急时，物权人得恳求妨害人为肯定行为或不为肯定行为，以恢复物权圆满状态的权利，其基于物权人对标的物的直接支配权而产生，此点在学说上并无争议。但就此种恳求权的性质，却有“债权说”、“物权说”、“准物权说”、“物权效力所生恳求权说”以及“物权派生的恳求权说”等不同解释。[③]归纳起来，或认其为债权，或认其为“不纯粹之债权”，或认其为依附于物权的一种恳求权。依德国民法理论的通说，物权恳求权“是一种附属性权利而不是独立的权利”，[④]依日本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其“虽是一种独立的恳求权，欲并非是一种纯粹的债权”。[⑤]而我国学者则多认为，物权恳求权既不同于债权，也不同于物权，而是一类独立的恳求权。[⑥]争议不行谓不大。

围绕物权恳求权的性质所绽开的争议于立法模式的选择有重大意义。其争议的主题是“物权恳求权是否为债权之一种”？如其为债权或者“准债权”，则应纳入债权的体系（侵权所生之债），适用债法的一般规章；如其非为债权而为物权之组成局部（物权支配效力之固然结果）或者为既非债权亦非物权的一种“独立权利”，则可以纳入物权法的体系，得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债法的一般规章。就主见物权恳求权应独立于债权的学者所持理由来看，其主要之点在于：其一，物权恳求权基于物权产生，与物权不行分别。其虽以要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但旨在爱护物权，其来自于物权的支配内容，使物权恢复圆满状态和支配力。其二，物权恳求权基于对有体物的爱护而生。返复原物、排解妨害、恢复原状均是针对有体物的爱护而创设。其三，物权恳求权原则上不考虑相对人是否有过错：受害人只须证明侵害或妨害，即可提出恳求，不就过错举证。其四，物权恳求权效力优先于债权恳求权。其五，物权恳求权不适用毁灭时效。[⑦]前述理由又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是物权恳求权之独立性源于其与物权的严密联系（产生根底为物权；不行脱离物权而单独转移；以爱护“有体物”为目的等）；二是其产生条件（相对人有无过错）及其效力（是否有优先性及是否适用毁灭时效）不同于一般债权。

笔者认为，权利性质的区分依据应是权利的实质内容（权能）。由此，民法将实体财产权利主要区分为物权（一种支配权）和债权（一种恳求权）。毫无疑问，债权是对一类恳求权的概括：就债权而言，尽管存在其他恳求权（如诉讼恳求权），但凡为特定民事主体之间恳求为特定财产行为者，应均属债权。至于债权产生的依据、目的等，均不影响其权利本身的性质：不同的债权自有不同的产生依据，假如说物权恳求权因基于物权产生或基于物权爱护之目的而不属债权，则不当得利和损害赔偿之恳求权同样得因物权之爱护而产生。同时，债权产生是否与债务人的过错有关，应依不怜悯形对待：损害赔偿之债当然一般以债务人（侵权行为人）的过错为生成条件，但其他各类债权的产生（不当得利、无因治理以及契约之债）则并不考虑债务人有无过错。至于某种恳求权能否转让或者能否脱离其依附的其他权利而为转让，只是表现了该种恳求权与某一人格或者某种权利的相互联系而已，与其权利之性质应无关系：假如说物权恳求权因不得脱离物权而单独转让从而成为该物权的一局部，或者因此而不能成为一种债权的话，那么，抵押权是否也应因不得脱离主债权而单独转让从而成为主债权的一局部，或者因此而不能成为一种物权呢？人身损害赔偿恳求权是否因其专属性而成为人身权的一局部或者因此而不能成为一种债权呢？因此，以物权恳求权的产生根底、爱护目的、相对人有无过错以及能否单独转让来否认其债权性质，不能成立。至于物权恳求权在实现上是否具有优先于其他债权的效力，以及是否不适用于一般债权均适用的毁灭时效及其缘由，尚待争论。即便此两项结论能够成立，仍缺乏以从根本上否认物权恳求权本身的债权性质：设定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之实现优先于一般债权，并不等于其不是债权，而一项债权适用特殊的毁灭时效甚至根本不适用毁灭时效，则并不等于该项债权就固然成为债权之外的另一种“独立权利”（如依我国担保法的规定，主债权人因保证合同而对保证人取得的担保权即债权，得因除斥期间而非毁灭时效而毁灭）。结论就是，物权恳求权既为特定当事人之间为特定给付之恳求权，其性质上当属债权无疑。

因此，笔者认为，物权恳求权是否脱离债权体系而成为一类独立的恳求权，关键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