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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学的人民性

摘要：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使了大批内地年轻人向深圳涌入，打工潮由此开始，打工文学这一新的文学形式也随即产生。本文内容分三部分加以具体论述：第一部分对人民性的概念及其发展进行了概述，讲述了人民性是对于当下历史现实中对人民情感以及人民的的真实的表述，是忠于生活并为大众所能接受的。第二部分以王十月和谢湘南两位作家的作品为例对打工文学的人民性进行分析，将底层打工人的艰难生活与不安现状的灵魂之间的矛盾和对自己身份认知的迷茫和始终逃脱不掉的灰暗的命运结局深刻的体现出来。第三部分从打工文学的人民性与现当代文学的人民性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谈打工文学在以人民为写作基础的同时又更加注重于写底层小人物和容易被忽略的琐碎的生活日常的细节描写的独特性。

关键词：打工文学，人民性，现当代文学

前言

打工文学伴随着改革开放后打工潮的兴起而产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对经济起到了巨大的驱动和促进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地开始走向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深圳特区的兴建，使得当地各项事业也开始真正迈向高速发展的时期，当时新兴的开放城市-深圳，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城市的快速发展代表着职位增多后将带来巨大的岗位的缺口，这些大量的岗位缺口吸引了大量的内地年轻人来到深圳。在深圳经济快速增长并不断为世界各地现代化、城镇化和工业化等发展创造奇迹的同时，也给打工者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原始的土壤。我国打工文学的起点——林坚所著短篇小说《深圳，海边有一个人》。通过回顾打工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打工文学作为底层人们的文学实践和自我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这在1984年的特区文学中是很明显的，但1986年，表现作者独特生活的文学意识才正式显现出来。

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环境的放松以及国家和政策政策的不断变化，出现了五世同堂这一种鼎盛状态，而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从最初的星火到后来的燎原，应是受益于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环境的放松，在文学创作的早期阶段，大多数工人作家和普通工人一样，面临着精神和物质上的两难境地。在这种状态下，许多低层工人开始写文章，通过对作品文学的自我想象，他们向他人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实际的压力和紧张。因此，打工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想象，是一种对劳动者表达和表达孤独感和内心痛苦的自我优越感的想象。

从打工文学出现到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及沉淀，打工文学这一文学形式也变得壮阔，主流文学也对其有关注和重视，尽管说很大一部分的作品都还是比较稚嫩的，但是却是以“沉默的大多数”来叙写底层小人物的物质生活的窘迫和内心的痛苦。这些感受只有真实体会到感受到并正在感受的打工作家才能真实将他所表述，这实现了文学关注人的生存、关注社会问题等功能。这些新的东西不仅为文学史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文献材料，也与主流文学及底层文学等相互呼应，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新一波文学浪潮，打工文学的兴起，以他独特的叙事手法，强烈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体现，为主流文学的发展增添了新鲜血液，带来了生机活力。

本文着眼于打工文学，利用王十月、谢湘南两位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家以及他们两个不同的文体方式的文章作品来具体研究打工文学的人民性，试着简单探究打工文学的人民性的概念及其在文学中的体现以及思考与现当代文学的人民性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从马克思主义文论视角的人民性的角度推进打工文学的研究进展。

一、人民性

（一）人民性相关概念

人民性是文艺创作的总开关和总前提。“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这观点就充分地对人民在历史上的地位给予了肯定。在对人民性认识的理解中，我们不能狭隘的看待“人民性”的内涵，而是要从更高、更远的视角去打量人民性。“文学人民性不仅仅写底层，那恰好写不出人民性，而是要有民族历史的、社会各阶层的、扎根于大地的社会历史的广度；不是为某一个阶层‘代言’，而是从整个民族出发、站在大多数人们的利益之上，书写人民的悲哀、痛苦与欢乐[2]。”那么什么才叫做是有人民性的东西呢?在他的完整意义上必须包括以下四个特征，首先，作品中所描绘的对象在直接和间接的群众关系中，或在群众生活中都有重要意义，其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作者以其进步的立场来看待这个主题，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第三，作品所描绘的各种现象，曝光、描绘力和通俗性等方面表现出极高的艺术性。

所以，人民性就是忠于生活，需要作家有更高的文学视角和创作素养将人民的生活的现实体现在文本中，是大众的并为大众所能接受的。

（二）人民性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艺领域在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坚持并大理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以文艺促人民”和“以文艺促社会”的口号。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