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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正义视角下职业教育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及路径

李政胡刚

自人类社会出现后，正义一直是人们的理想追求。教育正义是人们对教育领域绝对正义的理想追求。教育作为个体全面发展和技能提升的手段，是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积累的主要方式，教育正义关乎每个个体的利益，因此也就成为了社会正义的主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教育正义是社会正义的根本内容，更是促进社会正义实现的主要手段。教育正义作为一种理念，不仅是人们理想的实现和价值的追求，更是制度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正义就是教育制度正义，即通过教育制度的完善和构建来保障每个个体在享有教育权利、机会和资源上的公平。

但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正义两者又存在差别。前者是指在教育制度体系下，依照相关的规则、原则或法律规范对教育机会进行合理的分配[1]。教育公平作为分配的过程，其是建立在现实中不存在的“纯粹理想”的前提基础上，即教育公平只受教育因素的影响，不会受到非教育因素的影响。这无疑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教育公平不可能不受到非教育因素的影响，不仅如此，在很多时候，非教育因素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例如，每个人对自己的家庭、种族、肤色、智力、民族等众多非教育因素是无法选择的，正因为这种天生的既定性因素，对个体所能够获得的教育机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显然，教育公平无法解决那些影响个体教育机会的先天性“不平等”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机会和资源分配差距问题。但是，人作为社会的生物和法律的主体，应当是平等的，其所享有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也应当是平等的。要实现这种“应当”的平等，就必须通过教育正义来进行调节。教育正义是对教育不公平问题的矫正，是促进个体享有平等教育机会和资源的一种正义。

从这个角度看，教育正义是一种公平的正义，体现了教育资源、权利和机会的公平。教育正义是对教育不公平现象的纠正，旨在改变个体无法改变的先天性、既定性和自我无法选择的不平等，通过指导、调节和改变教育制度，尽量排除这些先天性、既定性和无法选择等因素的影响来实现个体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公平。因此，教育制度是否正义，不是看其是否促进了社会大多数人教育机会和权利的发展，而是要看其是否以弱势群体获得公平的教育权利和机会为出发点。正义的教育制度是通过相关规则、机制、规范来改变个体受到先天性、既定性等因素影响而使自身处于不利处境的制度体系，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可以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教育机会和资源享有上的差距。如果某种教育制度因为某些原因而无法避免不公平，那么，其如果是最大限度为先天“最不利的人”谋取利益，也可认为其制度安排具有正义性。

实践中的教育正义，是对正义教育制度的一种践行，即通过具体的行动、方式来推进正义教育制度的实现。

第一，教育补偿机制。补偿的对象是那些受到先天性、既定性等因素影响的群体，通过补偿机制来实现结果的公平，是一种结果正义。从这个角度而言，教育补偿是实现教育正义的核心机制。罗尔斯曾指出，个体能否获得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平等机会，不是由其社会地位、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学校教育体系的制度设计就应该致力于填补这些因素造成的鸿沟[2]。教育补偿意味着任何个体因先天的、经济性的、社会性的弱势地位，都能够通过相应的教育制度得到机会和资源补偿。教育补偿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阻断不公平、不平等所造成的代际传递，保障弱势个体不因各种非教育因素而在教育资源和机会的获得中遭到歧视。在技能社会和知识社会中，教育对个体的影响比在农业社会中更大，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教育甚至能够决定个体的阶层和社会地位的流动。个体通过接受教育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创造财富的能力，就可以更好地促进其社会流动，从而避免阶层固化。由此而言，教育补偿本质上是一种重塑社会结构的机制。对于社会弱势群体而言，只有通过教育补偿才能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机会，才能实现其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社会流动能力的提升。

第二，消除能够看得见的教育领域各种非正义现象。在现实中，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改革，如果要想准确界定教育正义的框架或概念是困难的，但政府、市场或社会等主体可以通过相关的制度改革消除那些人们看得见的各种教育领域的不正义现象或问题。社会大众虽然可能不清楚教育正义的内涵，但可以感受到哪些是正义的，哪些是不正义的。如城乡教育差距、区域教育差距等是教育机会和资源分配的巨大差距，这就使得同一个体在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能够享受到不同质量或内容的教育服务，也会使得某些群体甚至无法享受到最基本的教育公共服务。在城镇地区特别是大城市，政府提供的基本教育服务较为充足，个体能够选择或享受到的教育服务也就比较充足；而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农村地区，政府提供的基本教育服务往往供给不足，民众所能享受到的教育服务就较少，甚至没有进行选择的可能性。无疑，这就是一种可以看得见的教育领域不正义现象。在现实中，政府、市场或社会等主体可以通过努力来消除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