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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创新性协同治理模式构建研究

孙慧哲?徐慧

摘要支持并开展校企合作协同治理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的应有之义。在分析HJ学院校企合作生动实践的基础上，借鉴SFIC模型的协同逻辑，探讨当前校企合作协同治理模式中存在的起步阶段治理主体协同基础松散、运行阶段协同化互动运行效率低及尾声阶段信息反馈和评估机制空缺等现实困境，并提出夯实协同基础、提升协同效率及建设信息反馈和评估机制等策略以构建创新性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协同治理模式。

关键词职业教育；协同治理；校企合作；SFIC模型

中图分类号G7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219（2023）08-0017-06

党的二十大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职业教育是培养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校企合作不仅是职业教育基本办学模式，也是提升职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此，深化校企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链、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融合，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育质量，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的应有之义。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涵盖产学不同领域并涉及多个社会主体参与，因此需要协调整合多方治理力量，优化多元主体治理结构，释放协同效能，提高治理能力，进而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当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面临主体缺位、错位、越位或治理因素调整不当等造成的“治理盲区”“治理分散”“治理碎片”等困境，校企合作中如何实现多主体协同治理成为当下需要研究的重点课题。

一、校企合作创新性协同治理模式构建

（一）经典协同治理SFIC分析框架

协同（collaboration）是重要的治理策略，相比较协调与合作，协同是更高层级的集体行动[2]。协同治理（collabarativegoverance）则是整合多个层级的主体，实现科学决策和管理的过程[3]。协同治理更强调通过有效的沟通机制，实现多元主体共治的局面。当前学界较为前沿的协同治理理论是SFIC协同治理分析框架，见图1。Ansell和Gash通过对137个国家及地区不同行业领域的案例样本进行“连续近似性”分析后，将影响协同治理的因素最终归纳为四个核心变量，即初始条件（S）、催化领导（F）、制度设计（I）、协同过程（C）。这四个变量相互作用并产出协同效果，同时每个变量又涵盖若干影响因素，在充分整合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经典权变模型——SFIC分析框架[4]。

具体而言，SFIC分析框架着眼于协同治理的全过程，五个核心变量分别作用于协同治理的三个阶段：首先，初始条件作用于协同的起步阶段，着眼于权力、资源等条件的不对称，以及合作或冲突的历史基础。其次，协同过程、催化领导和制度设计在协同治理的运行阶段共同发挥作用。Ansell和Gash将协同过程简化为5个步骤，即面对面对话、建立信任、过程投入、形成共识和阶段性成果。这五个步骤构成一个环状结构，通过多次循环实现协同目标。在此过程中，催化领导调节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制度设计则以公开、透明、清晰的政策准则规范各方行为的正当性。最后，协同效果作用于协同治理的尾声阶段。

（二）校企合作创新性协同治理模式构建

校企合作指的是教育部门与产业部门或行业机构、职业学校与企业或其他职业教育机构等，共同举办职业教育的一种教学方式，其中包括了多种形式和类型的合作[5]。校企合作協同治理是以人才培养为目标，通过协商互动的形式，明确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学生群体等不同主体的责任义务和业务范围，以实现产学领域资源有效流转、优势充分互补和效能充分释放。本研究将在经典SFIC分析框架基础上，嵌入或弱化相关要素，构建校企合作创新性协同治理模式。

第一，初始条件嵌入环境支持。在协同治理的起步阶段，SFIC分析框架侧重对协同初始条件的考量，其中包括权力、资源、信息、动机、经验等要素。事实上，在校企合作协同治理的起步阶段，职业教育的环境要素作用尤为显著。职业教育环境是指校企合作所处社会环境中的教育氛围与社会观念。职业教育环境的好坏与治理主体的参与积极性直接相关。因此，在原分析框架中嵌入催化领导对初始条件的环境支持。

第二，协同过程削弱催化领导。在协同治理的运行阶段，催化领导是以确保协同过程的权威性和维护治理主体的平等性为目的，对协同过程进行冲突调节及激励实施。目前在职业教育中，催化领导的主体是政府。但政府直接干预校企合作的协同过程容易造成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的错位，因此适当削弱催化领导可以达到人才市场的供需平衡。

综上所述，将SFIC分析框架作为基础模型，本文提出校企合作创新性协同治理模式，见图2。首先，初始条件及政府对其的环境支持共同作用于协同治理的起步阶段；其次，在协同治理的运行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