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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大股东持股的利弊

大股东在持股比例较高时，可决定董事会多数成员的选聘，进而任命管理层，因此对上市公司的经营具有决定性影响。根据证监会规定，实际支配超过30%的表决权就可以被认定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有观点认为，要把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股份控制在30%，才能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股市。

然而，A股较高的大股东持股比例是上市公司利益相关方基于中国制度背景博弈的结果，较低的大股东持股比例虽然意味着中小股东投票权的增加，但同时也会突显内部人与外部股东的利益冲突，并放大上市公司利益隐性流出的“隧道效应”。将大股东持股控制在30%是否合适，值得斟酌！

因此，讨论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低背后的利弊权衡，有助于市场和监管层更清晰地认识A股公司治理机制改善的方向。

首先，公司股权集中度需要与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控制权市场乃至于声誉等外部治理机制相适应。一国出现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较高、大股东控制的普遍情况并非罕见，而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常现象。即使是在发达的西欧国家，没有10%以上大股东、股权较为分散的上市公司也仅占不到1/5的比重。

有研究发现，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较投资者保护较强的国家具有更为集中的公司控制权，因此法律渊源对一国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往往具有重要影响。较为典型的是，德国和日本采用大陆法系成文法，具有投资者保护较弱的特点，上市公司股权较为集中于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大股东手中。对比而言，以判例法为主的英美法系国家对于投资者保护更为及时有效，带来较为分散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更容易出现职业经理人主导公司的现象。

其次，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也受其所处行业、公司规模、绩效、融资需求、大股东性质等公司特征的影响。例如，A股科技行业的民营中小型公司具有较强融资和扩张需求，上市时的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偏低，上市后市场给予的估值又高，这些公司往往具有较强的资本运作动机，通过再融资、并购、减持等手段稀释股权，使得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趋于下降。

因此，A股市场存在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现象，并非随机出现的结果，而是公司股东及利益相关者基于外部治理环境和公司特征博弈的结果。在外部环境保护偏弱的情况下，股东就需要通过集中股权来加强对自身的保护，而不是将权利委托给管理层。

上市公司面临着两类主要代理问题，第一类是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第二类是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

经典的公司治理理论建立在美国上市公司较为分散的股权结构基础上，强调公司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冲突引发代理问题（第一类）。在这种情况下，大股东的存在可以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对其进行合理激励，进而降低代理成本，增加公司价值。

在A股市场，此类问题在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民营控股企业尤为突出。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之时（例如20%以下），大股东从上市公司经营中获益程度较少，使其获取私有收益的动机增强。

而在一般情况下，较高比例的大股东持股会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大量学术研究发现，A股市场的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分红派息率就越高，违规倾向越低。

由于股东和债权人具有不同利益，在上市公司使用较高财务杠杆的情况下，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变得更为凸显。

股东可能通过超额分红派息、资产置换、债权稀释和投资不足四种典型方式损害债权人利益。较高持股的大股东偏好大额分红，尽管对中小股东较为友好，但对债权人却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银行业也具有较高金融杠杆。城商行的股权结构变化就体现了金融监管机构对均衡公司治理的理解。因此，城商行不断压缩单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并在增资扩股的时候强调引入多元化的国有股东、民营股东和境外战略投资者。例如，宁波银行（002142.SZ）的第一大股东宁波开发投资集团仅持股18.74%，第二大股东新加坡華侨银行持股18.69%，雅戈尔集团持股10%。

金融监管机构认为，这样的股权结构可以消除城商行大股东不当干预经营的潜在风险，又可维持主要大股东持股比例在一定水平，避免股权过度分散可能导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若再剔除此类企业，A股真正无控股大股东的上市公司只剩不足200家，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进一步下降至15%以下。

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股权较为分散，不存在“一股独大”，对中小股东是好事吗？

在控股股东缺位、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大股东（及其委派管理层）与外部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成为主要矛盾，内部人控制在一定情况下可能造成更差的后果。

因此，若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低于30%，证监会在IPO实践中可能因控制架构稳定性不足提出反馈意见。而实际控制人往往与其他董事或管理层形成一致行动关系来加强其控制力。

控股股东“一股独大”容易造成上市公司治理失衡，那么增加新的大股东就可加强对控股股东的监督与制衡。

持股达到10%的股东可以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临时会议、召集和主持股东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