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贡贸易的记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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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新罗·日本三国贸易的条件

7-9世纪的欧亚大陆上并立着几个在世界历史上声名远播的古代帝国，自东向西依次为：东亚的大唐帝国、西亚北非的阿拉伯帝国、地中海北部的拜占庭帝国、欧洲中央的加洛林帝国。这些帝国都拥有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但唯有唐朝既长久有效地统治整个国家，又以其辉煌的文化深远地影响了周边的世界。唐帝国及其周边的新罗、日本被认为是构成了一个内在关系紧密，具有自律性的独特世界——东亚世界。唐代的东亚关系空前活跃、密切，而政治交往、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是东亚国家间关系的三个层面，三者间相互影响，互为制约。因此，考察9世纪东亚中韩日三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首先要审视三国间的政治交往与文化关系，也正是东亚政治的互动与文化交流构成了东亚国家间贸易最基本的环境。

唐朝与统一新罗的关系历来为中外学者所称道，因为正是唐罗双方开创了中韩关系史上最为紧密的友好关系。新罗原为朝鲜半岛东南端一隅小国，长期紧密地依靠“大国”唐朝，抗击百济和高句丽，最终统一朝鲜半岛大部并成为经济文化繁荣的国家。676年，唐朝承认新罗对江以南的统治，这是统一新罗时代的开始。唐与统一新罗政治关系趋于稳定后，新罗成为朝贡中国王朝最为频繁和虔诚的国家，终唐一世，仅新罗派往中国的使节就达到平均每两年多一贡的程度，且每逢新王登基，唐朝都要册封。因此，在中国古代帝国的礼制邦交体系中，新罗堪称典型的朝贡国。新罗与唐朝政治关系如此亲密，其文化交流也极为频繁，成长中的新罗掀起全面学习唐朝的浪潮。总体来说，主要表现在新罗国家建设中大规模引进唐朝先进的典章制度，包括各种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等；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包括宿卫）、留学僧等入唐深造，为国内建设提供大批人才。

唐朝与日本关系和唐罗关系的最大不同，是不具有朝贡-册封性质，日本在对唐关系上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独立意识。在东亚7世纪大海战白江之战以前，日本追求与唐对等外交的声浪甚嚣尘上，但唐朝在周边世界具有绝对优势的军事经济实力，这在白江之战中充分地为日本统治者所认识，因此战后日本开始全面学习中国文化，醉心于盛唐文化中。7-9世纪中日关系还包括东北的渤海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虽然渤海国在名义上是唐朝的一个羁縻州（忽汗州都督府），但其与日本单独的交往意义超出此范围。渤海朝贡中原，全面模仿唐朝制度，史书称之为“宪象中国”，其与新罗、日本之关系具有影响东亚政治格局的能量——渤海、新罗之间长期处于对峙状态，渤海国内虽存在一条通往新罗的交通道“新罗道”，但两国官方交往并不密切。而渤海与日本，却不为苍茫的日本海所阻，来往频繁，酬和不断，可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渤海在唐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中的桥梁作用并不逊于新罗，迎藤原清河使高元度的环东亚世界行程就是以渤海航线为开端的。

总之，7世纪后东亚世界格局逐步形成，唐与新罗、日本之间来往交流不断。7-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东亚各国家、民族以大唐为中心形成区域世界的秩序，其在文化上的共性则显现为汉字文化圈。而唐代东亚国际贸易则是这个紧密的区域世界的另一个剖面。总体而言，东亚国际环境稳定，且无战事，各国长期的和平发展使经济获得较快增长，商品充足，这是国际大规模贸易的首要条件。

8世纪中期以后，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大唐帝国面临藩镇割据局面，地方军政势力在对外交往和贸易上的权力越来越大。与之相似，步入下代的新罗王朝也在9世纪后经历了真骨贵族争夺王位导致的王权频繁更迭情况，再加之灾荒不断引发的自耕农的大量破产和流民增加，新罗中央王权急剧衰落，从而导致地方势力兴起。地方势力背景的海贼活动，以及地方势力把持对外贸易的状况司空见惯。7世纪后半期积极模仿唐律令体制使国家面貌一新的日本，到8世纪后半期由于集权体制的各种矛盾持续累积，律令体制也开始发生动摇，并于9世纪前半期进入衰退期。东亚三国类似的政治社会的变化，为新罗人的地跨唐、新罗、日本的海上贸易活动提供了绝好机会，因为仅有朝贡贸易绝不能满足对海外贸易的需求。这可以说是东亚国际贸易环境的一个国际条件。

此外，东亚各国该时期也处于物质经济空前大发展的阶段，东亚海上交通得到空前发展，造船技术的航海能力也有巨大提高，这些条件使9世纪东亚世界内国际贸易的环境较前代为优。

唐·新罗·日本三国贸易的形态

有些学者将古代东亚国际贸易关系以“东亚贸易圈”相称，而贸易作为7-9世纪东亚国家间形成密切联系的一个要素，其重要性之于东亚作为一个“自律的内在整体”不言而喻，地位堪比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汉字、律令、科技、儒学和佛教。特别是9世纪后期唐与新罗、日本之间的贸易，是后来宋辽、高丽、日本间东亚古代贸易繁盛期的发端。9世纪东亚三国间的贸易已成为区域性整体贸易，比如张保皋等新罗商人（以及后期的唐、渤海商人）主导的东亚海上贸易，完成了从中国运送货物至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