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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人们自然会想到“四大发明”。“四大发明”早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一种标志，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可。但其实，“四大发明”不足以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科技成就，因为我国古代的重要发明创造远不止于此。

我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令人惊叹

举例来说，我们的祖先最先栽培了世界三大饮料作物之一——茶，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水稻，最重要的豆类作物之一——大豆，最重要的水果作物之一——柑橘。这些作物的栽培技术传向世界，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中国是如何建构起既有厚重人文特质、又有科技创造的传统文化体系？如何在长时间内处于世界科技的先进水平？仅用“四大发明”恐怕很难全面地回答这些问题。

其实，国人一直都期望了解我国究竟做出了哪些独创的科技成就。为回答“我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到底有哪些”这一问题，2013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研究组，邀请所内外专家通力合作，梳理科技史和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系统考量我国古代发明创造。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对此项工作给予了持续的鼓励与支持。

2016年6月，研究组的成果《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专著和挂图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此书分为“科学发现与创造”“技术发明”“工程成就”3大部分，列举了88项中国古代重要的科技发明创造，简要说明了它们的内涵、出现时间以及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的影响。一经推出，就获得社会广泛关注，先后获得2016年度“中国好书”和2017年度“全国优秀科普作品”的荣誉称号，并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布的“2018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目录”，是一本集学术严谨性与表述通俗性于一身的、面向公众的优秀科学史科普读物。

管窥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与传播规律

《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的出版有深厚的研究基础。古代科学与技术门类发展并不均衡，参比因素比较复杂，研究组首先明确了重大科技发明创造的遴选原则，并在随后的研究、调整过程中一以贯之。基本原则有三个：一是突出原创性；二是反映古代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三是对世界文明有重要影响。

在具体遴选过程中，研究组进行了细致分析与综合考量。如评估某项发明的原创性，要有可靠的考古或文献证据来证明它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或属于最早之一且具特色。有些发明创造或是科技内涵尚未解开，或是史料不足而难以判断其原创性，故未入选，如三国时期的“木牛流马”。在考虑“反映古代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一原则时，研究组意识到有些发明创造虽未曾持续发展，或实用功能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非凡智慧和技艺。如秦陵铜车马，铜车马不是实用车辆，但凝聚着精湛的铜器制造工艺，让我们了解到秦代的车制和系驾方法。研究组还关注到一些在技术复杂性方面不甚突出、却对文明进程产生过不小影响的发明创造。例如，马镫虽构造简单，却显著提升了骑兵的战斗力。

《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还对入选条目进行了系统分类。对于一部分证据充分可信的科技发明创造，进行了严谨的分类定名，如方程术、制图六体、提花机、造纸术、瓷器、水运仪象台、双作用活塞式风箱、火铳等。对于有些科学发现与创造、技术发明，则进行了适当概括。例如，中国古代擅长天文测算，积累了大量系统的观测记录，其中的新星和超新星观测记录还为现代科学家研究超新星、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等高能天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上述成就被概括为“天象记录”而列入重要科学发现与创造，以反映中国古代天文观测的成就。

在梳理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的同时，研究组关注到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一些特征及规律。研究组认为，中国古代科技创造的出现在时间上并不均匀分布。水稻栽培、粟作、琢玉等技术出现在史前，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先秦两汉是相当数量重要科技发明的形成期。盛唐时代的科技创造不甚突出，反倒是宋代却拥有辉煌的创造发明。大约从元末开始，我国传统科技陷入缓慢发展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与文化发展的同构性。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活跃，在政治、人文之外也贡献了大量科技思想，如墨子对十进位值制的论述。进入汉代以后，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形态基本形成，与之对应的是古代天文学、数学、医药学和农学也形成各自的科学范式。宋代儒家所形成的博学精神、怀疑精神和求理精神，或许对理解宋元科技的发达有所启发。

纵观古代历史，很多科技知识是通过传播而被不同文明分享的。比如，中国人通过多种途径向世界贡献了水稻、大豆和茶等作物栽培方法，以及丝织、瓷器、造纸、印刷、火药等方面的技术，也引种了小麦、棉花、玉米、马铃薯和西红柿等作物。“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与世界贸易的通道，同时也是科技传播和互动的活跃区域，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演进。

为树立文化自信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首先，它是了解我国科技传统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