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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贷不良资产处置的问题和方法

近几年由于国际影响及国内经济变化，以房地产、票据等为核心的大额对公资产不良率快速增长，同时因大额贷款利率的普遍调低，对公贷款业务的利润萎缩明显，不少金融机构都将零售和个贷业务作为重点发展领域。借助金融科技发展，5年来个贷业务规模高速增长，行业存量余额（去掉居民房贷）占比近四分之一。从负债端看，房贷之外的个人债务人已超过3亿人，合格个贷人群的覆盖率超过87%，行业市场发展迅速接近天花板。

伴随个贷业务快速增长而来的是逾期和不良比率的攀升，行业M2以上的逾期比率已超过12%，不少小行的个贷不良率突破5%，个贷不良率的三年增速超过50%，已成为房地产贷款之外，带动银行不良增长的新引擎。

2022年以来，金监总局、财政部等主管部门为化解个贷不良压力，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合规处置不断松绑，出台了简易核销及尽职免责、开放批量不良债转、与司法联动调处等政策，推动了个贷不良资产处置的快速化解机制的建立。在金融机构个贷处置需求暴涨的同时，个贷不良资产批量处置的收益案例吸引了大量社会投资，个贷不良资产交易越发活跃，仅从银登市场的交易规模看，交易规模三年平均增速超过100%，交易规模突破千亿，个贷不良资产处置迎来了市场的风口。

但风口并不等于盈利，与早期互联网风口依赖上市退出的“致富之路”不同，个贷不良资产处置行业只能以扎扎实实的处置收益来盈利，社会资本扎堆买不良资产包容易，但想“买到即挣钱”却是不可能的。一些原来对公不良为主的AMC在转型个贷不良后不仅没有盈利反而出现亏损，也有不少其他行业的社会投资者以互联网、高科技投资思路博个贷不良资产行业的投资收益，项目却最终折戟沉沙。应该看到，作为信贷源头的专业金融机构，本身都缺少化解不良个贷增速的能力，更何况社会投资者和对公出身的AMC呢。无论是要“卸压“的金融机构，还是想吃到红利的投资者，想从个贷不良这块“吃到肉”，一定要在理解个贷不良资产行业的特点和问题基础上。

1、个贷不良资产从何而来？

与对公大额不良资产的逐一“庖丁解牛”不同，个贷不良资产并不关注于某个逾期债务人的个性化情况，而是强调不良资产的批量化共性问题。比如个人债务人的进件渠道（如某个流量APP或地区门店的包装进件和反欺诈能力）、产品设计中的BUG（风控逻辑或进件逻辑问题）、产品利率的合理性（天然吸引的客群），这些个贷不良资产诞生的要素把握，对于化解压力的金融机构来说，是关上新增不良阀门的关键，而对于拿不良资产来处置者来说，就是处置对象的画像，是决定处置方案和定价的核心。

2、个贷不良资产如何处置？

传统的个贷不良处置手段主要如下面：

其中，催收，特别是电催是最主要的手段，但从2020年以来，“扫黑除恶”和消费者保护，以及新的刑法出台等，大大限制了传统电催的应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拟出台的催收行业标准，对催收作业的频次及可使用信息还将做进一步细化，以往靠“江湖”手段获得高回款的时代已去，对于M6以上的个贷资产，电催的回款效率普遍降到4%以内，加上“反催收”盛行，合规风险加大，依靠这种传统催收已无法应对金融机构个贷逾期和不良的化解压力。

依据借贷合同进行直接法诉成为金融机构和AMC们不得已的选择，但却遭遇了人民法院建设和谐社会，年压降案件5%的刚性要求。大量小额个贷案件既无法按简易流程快速起诉，也无力承担传统诉讼方式的高额处置成本和过长处置周期，个贷不良的法诉处置逐渐变成“鸡肋”。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2022年个贷的当年诉讼立案率约在30%，2024年则降到10%，2025年预计随着案件量激增，立案率将降到个位数，传统法诉之路明显无法承接行业的处置需求。

那么出路是什么？就是更多借助我国司法改革后的发展成果，从非诉多元解纷机制寻求解决方案。

在新的个贷不良处置手段中，调解、保全、仲裁，以及法院的特别程序，都将是处置的主力军。但这些手段的运用，一是综合运营能力的体现，二是金融机构和处置主体的体制机制适应力的体现，三是利益分配组合的能力体现。而这些，正是大多数从事个贷不良资产处置的金融机构所欠缺的。比如：合同管辖和送达的设定，不再由法务决定，而要由处置业务端来预先设定；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的设计（如仲裁、公证、调解）需要在产品设计阶段即进行POC；处置机构的催收是否与人民调解、法院保全等手段可以配合联动；证据的提取、上传和文书形成是否具备科技能力；是否有灵活调解谈判的底线政策；是否具备向司法灵活处置合规给付费用的能力等。

这些新的个贷处置能力形成非一夜之功，需要金融机构或处置机构具备清晰的行业政策知识和处置经验。而大部分个贷不良资产的处置主体，目前连人员、机构的培训都还没有做好准备，不少人身在其中，还在抱着传统处置的经验，需要建立与时俱进的新理念和新知识体系。

3、个贷不良资产如何定价？

不良资产的定价，是一种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