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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与游戏不可辜负

——读席勒《美育书简》

在大学中文系教书几十载，被学生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老师，学文学有什么用？其实这样提问的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如果把文学仅仅归结为有用，那他的生命该有多么乏味。我的回答是：文学无用，但文学有无用之大用。因为人类是高级灵长类动物，他的精神需求远高于功利性物质性需求，所以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总要有一批这样的闲人做此“无益之事。”社会要发展，历史要前进，需要有一批这样的人提供精神导引和想象空间，这是一种务虚的工作，它与务实同等重要。人不是理性的，也不是感性的，而是诗性的。人太理性就会压抑自己，而太感性则会放纵自己，只有诗性才能调合它们之间的二元对立。一个从来没有读过诗或者对诗与文学完全无感的人，他的生命质量与完整性是有问题的。现在西方社会的思想家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大批的二元对立型分裂人格与精神疾患，用马尔库塞的说法就是“单向度的人”、“单面人”。席勒的审美教育理论就是在这样的现代性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因为席勒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克服二者各自的片面性并从而解决现代社会的人类精神困局。席勒虽然开启了人的发展的现代性路径，但他基本上还是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思维范畴，他与康德、黑格尔的观念是一样的，都是要解决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问题。其实席勒要解决二元对立并非是对审美性的诉求而是对人的完整性的呼唤，这是一个立足于现代性境遇的文化反思。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人的碎片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席勒认为，“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我们通常把席勒的解决方案译为“审美冲动”，但我以为译为“游戏冲动”可能更接近席勒的本义。因为作为“完整的人”，审美并非唯一，一个鲜活的生命不是仅仅唯美的。“游戏冲动”的本质首先是“冲动”，没有冲动就没有生命的激情，而没有生命激情则与行尸走肉无异。一个人来到这世间，无非就是大闹一场然后飘然离去，重要的是你是否曾经到此一游，是否玩得开心。席勒的游戏说在我看来本质上就是一种原初的生命诗性。

席勒提出人的三种冲动的理论。首先是感性冲动，这是基于人的感官经验与自然需求；其次是理性冲动，这是基于人的道德理智与现实规范；这两者事实上构成了天性与规则之间的内在紧张，于是又提出第三种冲动：游戏冲动，以此来协调感性与理性、天性与理智的对立，感性冲动的对象是现实生存，理性冲动的对象是超越现实，游戏冲动的对象是美，它使人从自然感性的和理智道德的束缚感中解脱，消除了所有的意外和不得已事件，让人在物质上和道德上都处于自由的状态。如果任由感性本能摆布，会被物质利害和自身喜好捆绑；一味顺从理性冲动的规范，则不可避免地被道德意志和理性准则所限制；克服这两种障碍，就会获得令人欣喜的自由，也就是在美的世界里的游戏。因此，游戏的本质是一种生命的自由，这是人的一种高级的能力。在此过程中，人完全成熟地在两者之间做决定并获得生命的大自由。人在自然状态下背负着天性的力量，在道德的状态下将它抛弃，而在美的状态下支配它。它同时进入观念世界和感性世界，结合感知和反思，成为心灵上的游戏冲动。如此，审美自由就超越感性的被动状态，到达道德意志的主动状态。席勒的游戏说是西方哲学史上继康德、黑格尔之后打破二元对立的一次创造性努力。

回到中国文学中来。其实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游戏的思想也是不遑多让。华中师大王先霈教授撰《中国古人对文学的几种基本态度》提出，中国古人有三种文学态度：以文为用、以文为哭和以文为戏，我认为刚好对应了席勒的三种冲动：感性冲动、理性冲动和游戏冲动。其中“以文为戏”正是一种最深刻的精神游戏。很多文学中人把文学搞得高深莫测，似乎文学有多么伟大和正经，其实完全没有真正登堂入室。在王老师看来，“文“可以作为统治者掌握民情的工具，如《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此为用；刘鹗《老残游记·自叙》：”《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此为哭；唐代韩愈写《毛颖传》，引起很大争议，张籍、裴度纷纷指责，“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但是得到了柳宗元、曾国藩的辩护，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俳”也就是“戏”，曾国藩说：东坡诗云，“退之仙人也，游戏于斯文”，“凡韩文无不狡狯变化，具大神通，此尤作剧耳。”此为戏。但是我感觉，20世纪的中国文学，充斥了太多的非文学说教，太不好玩了。似乎太深沉，太老练，太成熟，太正确，太沉重，太世故，太乏味，很少体验到轻松、闲逸、天真、烂漫、等正常的人性情怀，每念及此都觉得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