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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法》背景下中国数字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发展道路分析综述

新《著作权法》的颁布无疑是我国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走出“信任获取”困境的道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关于如何构建一个完善的数字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使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更加透明、高效、公平，是我国还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一）新《著作权法》的完善之处

新《著作权法》中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规定主要在第8条。第8条第一款明确地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法律地位上界定为“非营利法人”，更加符合组织运行的实践，也为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内部机构设置的改革提供了法律基础。同为“法人”，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内部监督体系就能够参照公司的内部监督体系构建，这既能够防止在监督体系的构建上浪费过多时间，又能够提高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透明性。

第8条第二款增设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争议解决机制，如有纠纷，可进行协商、向国务院著作权主管部门申请裁决或向法院起诉。这三种途径不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当事人可越过协商和裁决，直接向法院起诉。在这之前，我国并没有针对使用费的争议解决机制的规定，如果无法协商，则只能走上诉讼的道路，而诉讼周期长、成本高，导致权利人和使用者怠于行使权利，其权利难以得到真正的保护。第8条的规定提供了更多元的争议解决机制，有利于权利人和使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而增加其对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信任。

第8条第三款规定使用费、管理费的总体情况要“定期向社会公布，并应当建立权利信息查询系统”，这有利于增加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对外公开性，为社会公众、权利人和使用者加深对其的了解、提高对其的信任提供渠道。

（二）中国数字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未来

针对第三章提到的数字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存在的“信任获取”方面的问题，结合新《著作权法》的完善之处，中国数字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仍需着重完善使用费、管理费制度以及内外部监督体系。

完善使用费制度

在使用费的收取上，根据新《著作权法》第8条的规定，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授权”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然而，如果仅仅是根据授权，当实践中大量音乐著作权人分散授权时，使用者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数字音乐的发展催生的一些大型娱乐公司、音乐公司、互联网公司都对海量的数字音乐作品存在刚性的使用需求，这就需要音乐著作权的交易具有安全性、效率性的特征。如果同时允许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法律规定”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会更加有利于实现音乐著作权交易的内在价值。

同时，新《著作权法》第8条还规定了使用费的收取标准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和使用者代表协商确定，但如果仅有此规定，在实践中未免会产生如何界定“使用者代表”的问题，从而导致使用者的意愿无法真正得到落实。因此，应该在修订的《条例》中对“使用者代表”进行明确，根据地区差异、音乐领域的差异等因素对“使用者代表”作出定义。

此外，由于新《著作权法》第8条和《条例》是对所有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规定，面临数字音乐带来的挑战，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在遵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通过法定程序，与使用者代表进行协商后，创造更适合数字音乐特点的使用费收取标准。

完善管理费制度

在管理费的收取上，欧盟的经验十分具有借鉴性，《欧盟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指令》规定：“管理费不应超过合理的并有文件证明的集体管理活动产生的成本”。Directive

Directive2014/26/EUoncollectivemanagementofcopyrightandrelatedrightsandmulti-territoriallicensingofrightsinmusicalworksforonlineuseintheinternalmarket,Art.12(3).

完善内外部监督体系

首先，本文认为完善内部监督体系的当务之急，在于监督机构和申诉机构的设立。《条例》第8条也明确了集体组织的“非营利法人”的法律地位，因此，我国接下来在修订《条例》的过程中应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除了应设立会员大会和理事会之外，还应设立监督机构和申诉机构，从而为音著协和音集协修改章程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依据。

其次，关于会员权利实现的实践困境，我国可以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通过改革会员的投票权来使会员更有效地实现权利。美国ASCAP规定会员拥有多少投票权与其用于记录作品使用情况的积分直接相关，同时又设定每个会员投票权数的上限。A

ASCAP.ARTICLESOFASSOCIATION,2002,ARTICLEIV,SECTION4(i).

最后，虽然第8条第二款规定了争议解决机制，但我国仍应在接下来修订的《条例》增设更多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