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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披露的影响因素及特征分析国内外文献综述

国内对于业绩预告影响因素及特征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主要集中于代理成本（袁振超等，2014；李欢和罗婷，2016；扈文秀等，2017；鲁桂华等，2017；钱爱民和张晨宇，2018）、公司治理机制（张翼和林小驰，2005；高敬忠和周晓苏，2013；程小可等，2017；李志生等，2017；张饶等，2017）以及外部宏观因素（王俊秋等，2013；周楷唐等，2017）三个方面。其中，现有研究识别了内幕交易、股权激励、大股东减持、大股东股权质押等机会主义动机对业绩预告披露行为的不利影响。但治理机制如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业绩预告披露概率呈正相关关系，卖空管制的放开对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产生了积极作用，而频繁的机构投资者调研因增加了管理者的业绩压力而对其业绩预告披露精度产生了不利影响。此外，为提振投资者情绪，管理者会主动提高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和质量。

具体而言，代理成本对业绩预告披露的不利影响源于管理者或大股东机会主义动机，包括股权激励和内幕交易等。扈文秀等（2017）检验了股权激励对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管理者在股权激励草案公告前30个交易日（授予前）会披露更多利空性业绩预告以压低授予价；而在草案公告后30个交易日会提高利好性业绩预告的披露比重。李欢和罗婷（2016）则从内幕交易角度分析了管理者在业绩预告披露中的自利动机。结果发现，高管在买入股票之前会披露更多利空性的预测信息；而在卖出股票时则会发布更多利好性的业绩预告。除探讨第一类代理问题外，更多研究则关注了大股东的自利行为对公司业绩预告披露的影响。如张翼和林小驰（2005）指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呈负相关关系。在区分产权性质后，研究进一步发现该相关关系在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鲁桂华等（2017）则检验了大股东减持前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中的自利动机。研究发现，大股东减持前，公司更有可能发布积极的业绩预告，而在减持年度则会提高该类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市场回报检验证实减持前发布的业绩预告产生更高的超额回报。这样的结果表明，公司在大股东减持前发布的正面业绩预告更多是基于股东私利考虑，因而违背了公平披露原则。钱爱民和张晨宇（2018）则发现，大股东在股权质押期间为规避可能的控制权转移风险，会提高利好性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但卖空机制和机构投资者等外部治理机制可以有效地抑制其隐藏坏消息的动机。袁振超等（2014）则考察了所有权性质对代理成本与业绩预告精度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非国有企业，第一类代理成本更高的国有企业披露精度较差的业绩预告的概率更大。

鉴于代理成本对业绩预告披露的不利影响，有学者因此考察了治理机制发挥的正面效应。高敬忠和周晓苏（2013）检验了管理层持股对业绩预告披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高管整体持股比例、持股价值以及总经理持股比例和持股价值的提高，管理层会更倾向于以准确、及时的方式披露业绩预告。从而表明管理者持股发挥了较好的利益协同效应。然而张饶等（2017）发现管理层持股也可能会产生“壕堑效应”。管理层减持股票时，其发布有偏业绩预告的可能性更大。与国外研究关注机构投资者持股不同，程小可等（2017）利用中国特有的机构投资者调研数据，探讨了机构投资者调研行为对业绩预告方式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频率的机构投资者调研并未发挥良好的“治理”效用，反而因产生的业绩压力降低了管理层业绩预告的精度，且该“压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张翼和林小驰（2005）则发现机构投资者、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对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和质量并没有显著影响。与上述研究关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不同外，李志生等（2017）检验了卖空机制对业绩预告的治理效应。以公司股票加入融资融券标的这一外生事件作为研究场景，该研究发现卖空压力对信息披露偏差的放大效应会较好地约束管理者业绩预告披露行为。总之，国内研究普遍认同高质量的治理机制对业绩预告披露行为产生的积极作用，但也指出了其不利的一面：即严格的监督产生的压力也可能扭曲管理者的披露决策，降低业绩预告的精度或准确性。

此外，王俊秋等（2013）实证分析了宏观市场层面的投资者情绪对公司业绩预告披露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当投资者情绪低落时，管理者会提高业绩预告披露的概率及精度；同时为了修正投资者对公司未来业绩的悲观预期，管理层更可能发布偏乐观的业绩预告。除市场因素外，政治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公司业绩预告披露行为。一方面，政治不确定性的提高增加了管理者的预测难度，相应会削弱其披露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不确定性冲击也刺激了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因而会提高业绩预告披露的收益。周楷唐等（2017）对上述两种可能性进行了检验，以省委书记变更衡量政治不确定性，研究发现官员的变更会提高公司业绩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