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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参与对已婚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

摘要：整合2017年、2018年和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基于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和休闲理论，借助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体育参与对已婚青年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体育参与显著正向影响已婚青年的生育意愿，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外部检验后仍成立；（2）体育参与通过提升已婚青年的婚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提升生育意愿；（3）体育参与显著提升男性、低龄和接受高等教育已婚青年的生育意愿。研究认为，未来人口发展战略的着力点应充分考虑已婚青年的个体需求，加快完善民生保障，从体育服务建设和生活质量视角创建生育友好的生活环境，促进休闲与家庭生活互益互补。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体育参与；生育意愿；婚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生育率持续下降，而生育意愿作为预测生育行为的重要指标[1]，备受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尽管政府已经实施“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和“全面三孩”政策，但未能引发人口出生率的持续增长。宏观经济增长使得个人更加关注社会流动的机会，而忽视生育愿望[2]。然而，即便在超低生育率的国家，某些“非经济因素”仍对个体生育意愿起到支撑作用[3]。因此，探索影响已婚青年生育意愿的非经济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议题。

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国民生育意愿的关键在于改善个体和家庭的生活体验[4]。在当前社会中，青年人通过体育活动缓解压力、提升幸福感已成为趋势[5]。根据《2023户外生活趋势报告》，体育活动已逐渐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徒步、骑行、慢跑和打羽毛球等活动深受青年人的喜爱。该报告展示体育活动嵌入青年人生活的程度之深，反映体育活动对提升青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在调整生育政策时，倘若能考虑体育参与对人们生育意愿的潜在影响，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措施，将有助于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实现人口结构的长期均衡发展。

已婚青年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其生育状况对国家生育率有着决定性影响[1]。因此，本研究基于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和休闲理论，利用2017年、2018年和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CGSS）数据，从实证角度探讨体育参与对已婚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将重点关注以下问题：（1）体育参与是否能提高已婚青年生育意愿；（2）体育参与通过哪些途径实现这种影响；（3）不同性别、年龄段和教育水平的已婚青年在生育意愿上的差异性影响。研究结果将为政府制定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提供科学参考，提升已婚青年生育意愿，促进社会整体生育率的提高。

1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体育参与和生育意愿

青年人的生育意愿受到复杂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影响。经济因素涵盖人口流动、社会经济、社会保障、数字化水平等[6-7]，而非经济因素则包括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多个维度，如较高的教育水平、良好的身心健康状态、较高的幸福感和良好的婚姻关系等，这些因素均能显著提升青年人的生育意愿[8-9]。人口学研究通常不会明确区分体育参与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将其视为外部客观条件和内部心理需求的共同作用结果。尽管体育参与的金钱和时间投入与日益增加的育儿投资相竞争[10]，但从体育功能的角度看，体育活动作为缓解工作压力、增进身体健康、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非经济手段，对个人心理和家庭和谐具有积极作用[11]，可能直接或间接提高青年人的生育意愿。从这些角度看，体育参与和生育意愿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涉及到已婚青年如何看待个体和生育消费在人生中的地位问题。

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seconddemographictransition，SDT）由Lesthaeghe和Van于1986年提出，旨在解释欧洲国家出现的低生育率和新兴家庭行为模式。该理论认为，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在于社会文化变革所致，包括个人主义的兴起、对自我追求的加强及性别角色的变化[12]。家庭关系从“亲亲为大”转变为“以己为先”，并成为第二次人口转型的重要驱动力。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家庭规模缩小、人口流动性增强以及权力关系的扁平化，打破当代青年的传统亲子观和家庭观，加速第二次人口转型的进程，这种变化促使青年更加关注个人与婚姻体验[13]，他们越来越关注体育参与等休闲活动对个体的重要性和价值。依据Cary的孩子需求理论，育儿被视为一种能够为传统家庭关系带来积极心理效用的需求[14]。因此，体育活动作为个体需求优先于传统家庭关系维护的需求。从马克思主义的休闲理论来看，人类发展促进休闲活动的实现，而休闲活动的目的则是追求幸福，这种幸福感又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5]。体育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休闲方式，能够满足青年人的个体需求，增强身体健康并提升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