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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庐隐、萧红艺术风格比较论

赵学芳

摘要：同样历经坎坷人生，庐隐、萧红的创作却具有不同的审美风格。庐隐是心怀苦闷与追求去观察

人生社会，多抒写感情与理智冲突下的悲哀，倾诉抗争之声，常缺乏思想力度。萧红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

以冷峻的目光去审视现实，在一帧帧东北社会风俗画背后，显示出“巨大的孤寂”，富有较强的理性色彩。

庐隐和萧红都是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女作家。她们二人分别在狂飙突进的“五四”

风雨中和３０年代的抗日大潮中找到自己的落脚点，其灵魂里的叛逆精神也与时代相契合，

选择了“第一要著”的文艺来探索人生。“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

事，绣折金针却有功”〔①ａ〕。在不长的弄文生涯中，命运多舛的庐隐和萧红作为刚刚逃出

笼子冲出封建家庭后的中国现代娜拉，不免有些“张惶失措”，她们的创作不具有“磨穿铁砚”

的功效和威力，但多多少少有“绣折金针”的勇气，正是“中国的娜拉从有史以来文学的被言

说的客体到言说的主体”的体现〔②ａ〕。富有才情的两位作家，在有限的生命里，用自己手

中一支柔弱的笔，一颗敏感的心，在文学的天地里辛勤耕耘，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鸣奏

出抗争的主旋律。庐隐往往心怀苦闷与追求去观照社会人生，多抒写感情与理智冲突下的悲

哀。而萧红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冷峻的目光去审视现实，在一帧帧东北社会风俗画背后，

显示出“巨大的孤寂”。

在文学的伊甸园里，除了亚当还有夏娃。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坛上驰骋着众多的背叛旧

礼教的夏娃，不只庐隐、萧红，还有冰心、冯沅君、丁玲等，但她们二人的一生同是坎坷而

短暂的，作品比别人更多一份偏冷的感伤色彩，调弹的更是不幸者的哀歌。庐隐和萧红都是

只带着箭伤悲鸣于愁云密布天空中的孤鸿，不同的是：一个是苦闷地哀叹着，一个则是孤寂

地俯视着；但都没有一逝而去，而是依依眷恋着苦难的大地……

一

庐隐和萧红的童年，充满着痛苦和不幸，自幼都缺乏母爱。庐隐的家庭给予她的“没有

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倍遭家庭歧视和冷落。萧红的父亲“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

继母更缺少慈爱。身世不幸的人易于感触社会的积弊。她们自幼破碎的心在凄风苦雨的时代

背景下，关注不幸的人间和悲惨的世界，同情于“被损害与被侮辱者”，在作品中特别是早期

作品中提出了诸多社会问题，揭露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和丑恶的人生。

“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①ｂ〕庐隐创作之初是以一个“五四”时代社会活动积极

分子的身份走上文坛的，她受过“五四”时代风雨的洗礼，有着强烈的反封建意识，最早的作

品便是社会题材的“问题小说”。《一个著作者》写了金钱势力下的知识青年的爱情悲剧，控

诉封建包办婚姻的罪恶。《一封信》写农村姑娘以身偿债被虐待致死，揭露封建地主的横行

与残忍。《两个小学生》写军警毒打请愿的爱国学生，愤怒抨击了军阀政府对学生的血腥镇

压……这些带有明显警世醒世拯世意图的小说体现了文学研究会关于“为人生而艺术”的文

学主张：”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和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②ｂ〕。她

借笔下人物之口发出呼吁：“今日社会，进入金疮脓溃，不连骨子割掉，怎望痊愈？”（《哀

音》）强烈的时代情绪在以后大量的情感小说里仍洋溢着。作品集《海滨故人》（后半部分）、

《曼丽》、《灵海潮汐》高举个性解放的旗帜，展现了那个时代知识青年的灵魂内在世界的烦

恼、憧憬和苦闷以及对旧传统的反抗。正如茅盾所论：“我们现在读着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

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③ｂ〕。

崛起于３０年代文坛的萧红是在“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潮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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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萧红创作一开始，就选择了“五四”以来鲁迅倡导的“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

淡的人生”的写实主义的道路，不回避残酷的现实中的苦难。她比庐隐更注重写帝国主义封

建势力给人民造成的种种灾难以及他们的缓慢觉醒过程。《王阿嫂的死》写了在地主的剥削

压迫下，夫妻均遭惨死的生活悲剧，其中有长工活活被烧死的惨不忍睹的图景。《牛车上》

展现了被捆缚着的不甘心当炮灰的逃兵们，像一群被赶往屠场的牲畜一样去接受军阀杀戮的

见血见肉的“人生略图”。《夜风》这篇小说索性把读者推到了弹雨硝烟的厮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