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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竞技观的演进：强种观、争光观、天下观

摘要：国家竞技观演进的趋势将由近代“强种观”到当代“争光观”，至未来的“天下观”。它将为推进国家体育战略由“强种战略”转向“强国战略”，向往“大同战略”提供了思想依据。其演进的历史背景是前提条件，学界认知是定性基础，社会需求是内生力来源，国家意志是定向主导。竞技天下观是“顺天、夺标、为民”的生态体育思想。其中，中华和谐思想与奥运和谐理念的融合是依据，是根基；“顺天夺标”是前提，遵循的是自然法则，是“大道”；“夺标为民”是本质，守护的是社会规则，是“大德”；三者合一，是国人竞技思想升华、核心竞争力的聚集。创立竞技天下观，培育体育英才，提升国家竞技的境界，能够减少天人对抗，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为建设体育强国、维护世界体育秩序做贡献。

关键词：竞技思想；强种观；争光观；天下观

国家竞技思想，由近代强种观，转向现代争光观，是一次飞跃。它为聚民心、铸国魂、兴中华贡献巨大。但是，当下面对世界要和平发展，人类要建地球村，中国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竞技仍然强化单纯“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为人生添彩”的种意识，淡化“和谐世界”与“为国争光”相统一的类意识，将会降低国家竞技文化建设的水准，甚至削弱其综合实力。2018年在“改革开放40年体育科技专家研讨会”的综述中指出：“锦标主义乃至金牌至上一度左右着中国体育的价值取向，成为我们建设体育强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伴随着运动员的优秀赛场表现，我们并未呈现出同等震撼世界的文化表现和价值主张”[1]。因此，亟待深入研究国家竞技观的演进趋势，努力提高体育文化建设的水准。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2]。未来，是过去和现在的延伸，无本来就没未来。清华大学刘瑜[3]在《观念的水位》中揭示两个道理：一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取决于他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二是当人的“观念水位”提升后，其改革的浪潮势不可挡。故，探索竞技观的未来发展，首先要客观、全面地善待其历史。

1近代“救亡图存”的强种观

1.1历史背景

“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4]。近代，因西方列强欲殖民扩张，世界弱国要防御保种，故形成了强种的时代特征。当时，中国竞技体育观夹杂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被动从西方引进的。之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悲情的强种观和强种战略。强种观是为御防外侵，强身、强兵、强国，救亡图存的民族竞技思想。法国著名战略家博福尔[5]说：“战略就是思想方法。”强种战略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关头，为了活下去的无奈选择。

1.2学界认知

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学界开始思考如何通过传习运动技术来强身、强种和强国的问题。当时，国内并没有明确的竞技思想。严复赴英国学成后所译《天演论》揭示了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规律，倡导只有发展体育、智育和德育才能“自强保种”[6]238。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赴德留学归来，针对国内体育与竞技不分的问题，曾指出“运动（竞技）是体育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体育的目的是培养完全之人格”[6]251。1927年东北大学吴蕴瑞留美回国后，提出了“身心一统、德技相长”的体育思想[7]。上述观点，皆体现了救亡图存的体育思想。虽然当时国内体育也存在“授技育人”和“重体轻育”的两种思想的争论，但“救亡图存”的思想占主导地位。

1.3社会需求

近代西方竞技运动项目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是由教会到大学，再到社会。教会具有传播运动知识和培养运动人才的职能，一般性活动先由外国人主持，后由国人自组。当时，国人主张通过体育强身、强种、救国。因此，人们在传习运动项目之时，并未理解其内涵是在有规则的前提下进行的自由、有序、审美、愉悦竞争，而偏重于传习其实用技术，但期盼通过运动“救亡图存”的愿望颇为强烈。

1.4国家意志

甲午战争战败，震惊了大清朝野上下。力求改革的洋务派，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潮影响下，欲通过引进西方与军事相近的体操和田径等运动，实现强种、强兵和强国的愿望。20世纪初，国民政府倡导军国民主义教育，强调运用运动技术强种、强兵、救国。在1928年第19届奥运会上，中国奥运第一人宋如海，将奥林匹克误译为“我能比呀！”[8]，使中国自引进竞技当初就存在着文化的先天不足。1936年首次派队参加奥运会，颗粒无收，刺痛国人。由此，国家意识到，技不如人，无法夺标；而要夺标，就要培育技艺超群、身心强健的国民。如此强种，才能强国。故国家体育萌芽了救亡图存的强种观和强种战略。

总之，近代中国竞技是在民族悲痛中，被动地接受了西方的竞技。当时的历史背景、学界认知、社会需求和政府主张的集合，逐渐合成了救亡图存的强种观和强种战略。

2现代“夺标育人”的争光观

2.1历史背景

现代的国际社会，是一个“种意识”凸显的时代。因此，国家竞技选择了突出民族利益的为国争光观和体育强国战略。争光观是“夺标育人”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