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的经济课》——认识一个有灵魂有温度的 “曾圣人”.docx

读《曾国藩的经济课》——

认识一个有灵魂有温度的“曾圣人”

在历史的长河中，曾国藩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与卓越的成就，成为备受瞩目的人物。《曾国藩的经济课》一书，另辟蹊径，从经济生活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温度的“曾圣人”形象。通过对曾国藩留存的日记、家书及日常生活账簿的深入剖析，作者张宏杰勾勒出曾国藩一生家庭经济收支的状况，同时也映射出晚清社会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

一、科举之路：家族跃升的艰难征程

曾国藩出身于湖南湘乡一个家世微薄的家族。在传统中国社会，科举是家族跨越阶层的主要途径，然而这条路充满艰辛。据记载，曾家历元、明、清三代，在五六百年间连一个秀才都未曾出过。直至曾国藩的祖父一代，家境才稍有改善。彼时家中约有百亩田地，这为曾国藩父子踏上科举之路提供了经济基础。

科举的难度超乎想象。以1850年为例，200万名参加院试的读书人中，仅有3万名成为生员（秀才），录取率约1%，远低于今日高考。而更高级别的进士，明清两代进士人数占全国人口比例大致维持在5/100000左右，相比之下，如今中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在万分之六左右，考取进士的难度比读完博士难上十倍。

经过两代人40多年的不懈努力，曾国藩终于在27岁考取进士，完成了家族跃升的关键一步。这一成就不仅彰显了他个人的勤奋与天赋，更体现了家族在经济上长期支持的重要性。科举之路的艰辛，让曾国藩深刻体会到生活的不易，也为他日后的人生选择埋下了伏笔。

二、京官生涯：廉洁坚守与经济困境

考取进士后，曾国藩开启了京官生涯。但初入官场，他便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由于国家不提供去北京的路费、未来的住房、官服、仆役等启动资金，曾国藩不得不回乡四处拜客“打秋风”。他从岳父欧阳家开始，前后出行四次，行程1500公里，几乎跑遍大半个湖南。期间，他以修族谱、拜访、送卷、挂匾、收学生等名义开展拜客活动，收获了约1495.172两白银的贺礼钱等。进京沿路上，他又以同样方式筹集到500多两银子，拜客总收入达2200两左右。此外，他还参与地方纠纷调解获取酬谢，并通过借贷，才最终筹集够入京费用。

清代文官收入由银两和实物补贴禄米构成。曾国藩入京后担任从七品官职，工资总收入由正俸四十五两白银、四十五两恩俸和45斛禄米构成，折算下来一年约119.25两白银，加上一年约12两的办公经费补贴，年收入总计约132两。然而，北京的消费水平颇高，居住方面，外省京官一般选择宣武门外地区居住，曾国藩初到北京时孤身一人，租住在菜市口附近千佛庵的一个跨院儿，四间房子全年租赁费用约33.47两。妻小从湖南来到北京后，房子升级成四合院，全年房租翻了一倍达66.95两，随着家庭人口增多和官位升迁，他迁至内城大宅，房屋租金达252两以上，每次搬迁装修还需花费120两左右银子。

置办官服也是一笔巨额支出。清代官员官服复杂，因面圣需求不可随意，根据使用场景分为朝服和吉服，季节、材质不同，外面的罩袍按质地、皮色分为八个等级，相应佩戴的帽子也有朝冠、吉服冠等多种，十分繁复。曾国藩每年在官服上的花费达32两以上。出行方面，雇佣轿夫一年工资接近120两，大部分京官选择经济实惠的私家车，每年保养马匹、雇佣车夫等费用也在120两左右。再加上随份子、请客吃饭等应酬开销，以及家中仆役日常开销、孝敬家乡长辈营养品、文人消遣爱好等费用，曾国藩当官第一年就亏空了474.56两银子。

面对如此困境，多数京官通过外官的馈赠（如冰敬、炭敬）以及担任学政、考官等出差机会获取额外收入来弥补亏空。但曾国藩在30岁时立下学做圣人的大志，抱定不靠做官发财的宗旨。他凭借理学意志抵御种种诱惑，在经济困境中坚守廉洁底线，虽债台高筑却初心不改。

三、湘军时期：廉洁治军与理念转变

咸丰二年12月13日，正在家中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接到上谕，奉命帮同办理本省团练等事务，他应命出山，由文转武，创办湘军，开始了长达11年的军旅生涯。

曾国藩深知清朝绿营腐败习气已深入膏肓，于是在湘军实行厚饷制度。湘军军官收入由薪水银、办公银构成，统领3000人以上的将官还有职务加银。普通营官年薪1820两，统领3000人以上的将官年薪3200两，统领5000人以上的将官4220两，统领万人以上的将官可达5420两，相比国家正规军，统万人的湘军军官收入是从一品提督薪水的5.6倍，统5000人的湘军军官收入是正四品都司的12.8倍。

湘军的军费主要通过强行摊派、向大户劝捐、沿路设关卡收取礼金等方式筹集，且没有严格的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采取彻底的包干制，留下了巨大的灰色空间。当兵员死亡、退伍或被淘汰时，衔接阶段的空饷也成为军官的一部分收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