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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诉讼罪的既遂形态分析综述

第一节虚假诉讼罪犯罪类型的争议

准确把握既遂标准是实践中办理虚假诉讼案件的难点所在，而厘清虚假诉讼罪的犯罪类型是明确既遂标准的基础。然而，由于本罪保护法益的复杂性与司法解释对犯罪类型的语焉不详，导致理论界对犯罪类型的判断存在较大分歧，主要形成了“行为犯标准说”、“结果犯标准说”与“兼具说”这三种观点，下面将依次对这三种理论学说展开论述。

一、行为犯标准说评议

坚持虚假诉讼罪属于行为犯的研究者认为，行为人一旦实施完毕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即构成本罪的既遂，至于是否因此骗取法院的有利判决或造成他人权益受侵害的结果则在所不问，法官因行为人虚构的事实而作出的错误判决只能作为结果加重情节对量刑产生影响。

孙荣杰、储昱：《虚假诉讼罪的罪状、形态与罪数问题》，栽《人民检察》2016年第11期。

根据刑法通说理论，行为犯中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同步性。但显而易见，行为人提起虚假诉讼的行为终了之时并不必然造成司法秩序受到妨害或是他人的正当权益被严重侵害的损害结果。立案登记制改革后，当事人只要提供符合形式要件的诉状，法院便应当受理，但法院若未开展后续诉讼活动，“提起”这一行为并未对法益造成任何实质损害。根据“行为犯标准说”，将既遂标准的时间节点提前到法院受理环节，显然不当扩大了虚假诉讼罪的规制范围，有违刑罚谦抑性原则，因为并非所有虚假诉讼的“提起”行为都值得定罪量刑；其次，行为犯标准说也会导致虚假诉讼罪刑民衔接产生抵牾。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型的虚假诉讼可以结合情节轻重，通过罚款、拘留等民事制裁措施加以规制，只有满足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才值得以虚假作证罪论处。《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结果犯标准说评议

支持“结果犯标准说”的观点认为，从本罪的文字表述来看，虚假诉讼行为必须发生对“司法秩序”与“他人合法权益”造成实质性的侵害才应被认定为既遂。沈德咏：《刑法修正案（九）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２页。

沈德咏：《刑法修正案（九）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２页。

笔者赞成这一观点。在案件被法院受理到案件进行审理之间存在着时间间隔，行为人极有可能因各种原因撤回诉讼请求，如果依照“行为犯标准说”一律认定为犯罪既遂，必将对行为人主动停止虚假诉讼行为的积极性造成打击，也使得《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民事规制措施失去其价值。在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已经对立案后、审理前的虚假诉讼行为作出规定的情形下，作为保障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刑法不应过早介入。杨兴培、田然：《诉讼欺诈按诈骗罪论处是非探讨—兼论刑法修正案（九）之诉讼欺诈罪》，载《法治研究》2015年第6期。

杨兴培、田然：《诉讼欺诈按诈骗罪论处是非探讨—兼论刑法修正案（九）之诉讼欺诈罪》，载《法治研究》2015年第6期。

三、兼具说评议

在“行为犯标准说”与“结果犯标准说”之外，还有部分学者主张“兼具说”，认为鉴于虚假诉讼的犯罪行为对“他人合法权益”这一法益的侵害具有随机性，因此单纯对司法秩序造成干扰的虚假诉讼罪为行为犯，而同时侵犯个人权益的虚假诉讼罪为结果犯。具体而言，行为人提起虚假的民事诉讼后，无论其行为是否侵犯了他人合法权益，法院都因为行为人的起诉行为投入一定的司法资源，因此可以认定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与“妨害司法秩序”的危害后果是同时发生的，属于行为犯；而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方面，犯罪行为与犯罪行为产生的危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属于结果犯的范畴。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在行为犯的认定方面存在与“行为犯标准说”相同的问题，都将既遂标准的时间节点提前到法院受理环节，不当扩大了虚假诉讼罪的打击范围。而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型虚假诉讼案件中，对同一个犯罪行为既认定为构成犯罪既遂又认定为构成犯罪未遂，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逻辑无法自洽的境地。以罗某等六人诈骗、虚假诉讼案为例，行为人为侵犯他人的财产性利益而提起虚假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及时查明该原告的虚假诉讼行为并依据案件事实裁定驳回起诉，后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详见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豫1702刑初535号。在此情形下，根据“兼具说”，罗某等人的虚假诉讼行为严重干扰司法活动的有序开展，应当认定为虚假诉讼罪既遂，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