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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获取虚拟货币行为的刑法定性分析

徐智羿胡悦

中图分类号：F82;DF438.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4）06-055-03

一、问题的提出

二、虚拟货币法律属性

（一）虚拟货币含义及现有价值分析

“虚拟”与“现实”相对，虚拟货币是一种点对点加密的数字交易工具，其主要特征是使用加密、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以数字形式存在并在世界范围内流通。[1]

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有学者认为虚拟货币的价值是成本的折射，即虚拟货币价值源于“挖矿”时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其价值一方面取决于买卖双方的共识;另一方面取决于市场交易量。出于投资等目的，人们认可虚拟货币并购入或售出，虚拟货币市场交易的繁荣也催生其价值上涨。

（二）虚拟货币法律属性争议

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认定直接关乎如何选择和适用罪名。针对虚拟货币法律属性，当前存在“商品说”“数据说”“货币说”“证券说”和“财产说”五种学说。

笔者认为，“商品说”侧重的是虚拟货币的经济学属性，并不是对法律属性的描述。“数据说”的定性不够准确，没有揭示虚拟货币的本质属性①，此归类过于笼统。而在《通知》中已经明确“比特币并非货币”的前提下，“货币说”没有立身的根基。至于“证券说”，虚拟货币虽具有一定的证券属性但并未被我国《证券法》所承认，在流通过程中其也不作为证券流通。“财产说”能够触及虚拟货币的实质，故下文将对“财产说”进行深入分析。

（三）虚拟货币财产属性之提倡

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应当为财产，首先对于刑法中“财产”与“财物”的关系进行分析。我国《刑法》中同时使用了“财产”和“财物”：在分则第五章规定了“侵犯财产罪”，在抢劫罪等罪名中使用的表述是“财物”。根据《刑法》第92条②，“财产”应涵盖财物及财产性利益，狭义上的“财物”又涵盖了货币和有形物品。一些学者认为“财物”不仅包括有形物和财产性的利益，还包括其他应受刑法保护的财产。[8]因此将虚拟货币作为“财物”理解并进行后续的定罪量刑没有超出刑法用语本身的含义。[9]

一方面，立法者在章节名中使用“财产”一词，立法原意在于将刑法作为保护公私财产的最后手段;从类罪与个罪所具有的体系性来看，“财物”应当具有与类罪中“财产”相同的含义。且二者均具备管理可能性、转移可能性和价值性。[10]另一方面，从解释论来看，需要对财产和财物做符合时代的理解和解释以更好应对各种具有复杂案情的新型犯罪。现行刑法制定时立法者无法预料未来会出现形式多样的财产性利益，故而依据当今的时代背景应当认为“财物”可以解释为“财产”。[11]

综上所述，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应为财产。鉴于比特币能为相关各方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因此即使不将其视作货币也不会妨碍将比特币视为财产并进一步对其保护③。

三、非法获取虚拟货币行为的刑法定性

（一）以计算机犯罪规制的不合理性

如此认定的弊端首先体现在计算机犯罪所规定的行为方式上。司法实践中除盗窃虚拟货币需要借助计算机，采用抢劫、诈骗、敲诈勒索等其他非法获取方式的被告人往往不需要触碰计算机。而针对盗窃虚拟货币的行为，成立该罪以“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为客观要件。但非法取得虚拟货币的大量被告人通常使用的手段是以合法获取的账号和密码转移被害人持有的虚拟货币，或者对存储虚拟货币的硬盘等设备进行获取。此时不符合该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不能适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最后，适用计算机犯罪最大的弊端在于其刑罚中没有设置罚金刑。被告人非法获取虚拟货币的动机通常是经济利益，相比于自由刑，罚金刑对这类犯罪人更能起到威慑作用。同时，刑法设立计算机类犯罪的目的是维护网络空间的秩序和安全，而非法获取虚拟货币行为侵害的是他人的财产权益，因此以财产犯罪规制更为适宜。[12]

（二）以财产犯罪规制的合理性

在承认虚拟货币法律属性为财产的背景下，以财产犯罪进行规制就成为了应然选择。

首先，以财产犯罪进行规制存在法律依据。在非法获取虚拟货币行为中计算机只是犯罪手段，本质上仍是传统犯罪。依据《刑法》第287条⑤，利用计算机手段进行的传统犯罪，按照刑法中已有的规定定罪量刑。特殊之处仅仅是需要结合网络背景选择适用的罪名与刑罚。[13]其次，以财产犯罪进行规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从客体来看，非法获取虚拟货币的行为是对被害人财产权的侵犯，而财产权正是财产类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主观上行为人以非法获得虚拟货币的经济价值为犯罪目标，这与财产犯罪的主观要件要求是一致的;在被害人朴素的法感情中，也认同自己遭受的是财产损失而非数据损失。同时，侵犯财产犯罪章节下设置的个罪体系比较完整，能够涵盖大部分非法获取虚拟货币的行为方式。最后，以财产犯罪进行规制能够全面保护被害人权利。若认为虚拟货币属于数据并适用计算机犯罪，被害人就无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般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