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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赋权后行权”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借鉴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背景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出台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纵观整个改革历程，“放权让利”理念贯穿始终。其中，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其雏形可追溯到2010年和四川省等启动的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试点。其核心观点是“先确权、后转化”，引起了诸多学术争鸣。笔者认为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清晰，不存在“确权”问题，关键是通过“赋权”激励科研人员。笔者早期在诸多研讨交流场合阐释这一观点且撰文论述[1]，并与“确权\派专家开展过多次辩论[2]。“赋权”的相关观点受到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笔者也因此应邀参与实施方案等文件研究制定工作。

2020年5月，科技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3]，在文件中正式提出“赋权”的概念，并明确指出赋权的目的是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自此，“赋权”改革一锤定音，并逐步取代“确权”和“混合所有制”等提法成为主旋律。同年10月，科技部公布了北京理工大学等40家单位名单，正式启动为期三年的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试点工作。

赋权改革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产生深刻影响，相关学者从学术的角度进行相应研究。例如：2021年，肖尤丹等从法律关系和权利的内容、主体及归属等方面梳理了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的历史逻辑[4]；2023年，刘友华等从公私协同视域，研究了实现专利法职务发明权属规则与赋权改革需求之间的协同路径[5]；2022年，沈健提出要发挥“教授特权”优势，做好“赋权改革”的制度衔接和权利分配[；2023年，葛章志等研究了赋权改革背景下职务科技成果共同所有权的行使逻辑[7]；2023年，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张丁等则从政府部门的观测视角，分析了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的难点，并提出了相关对策研究[8]。由于此前赋权改革处于探索阶段，已开展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知识产权、政策法律和理论层面，基于高校实践的研究较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9]，这对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现新质生产力跃升具有重要意义。高校是科技成果的重要策源地，理应在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方面作出表率。北京理工大学在承担试点任务之前就已经率先开展了相关探索；在承担试点任务后，学校进一步全面推进相关方面的改革实践，形成特色鲜明的“先赋权后行权”机制，成功培育了一批典型案例。诸多高校院所希望参考借鉴这一转化模式。为此，笔者将介绍北京理工大学“先赋权后行权”模式的形成过程、创新机制、主要经验和改进意见，为下一步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提供参考。

北理工特色“先赋权后行权”模式

1.早期赋权探索

“先赋权后行权”模式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早在十多年前，北京理工大学就率先探索了以“学校技术入股股权激励团队团队现金入股”为主要特征的学科性公司转化模式，当时重点支持综合实力雄厚的大团队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办理技术入股的程序繁琐、审批周期长，易耽误企业发展契机；另一方面，规模较小且科技成果转化前景不明确的科研团队，其创业决心却很大。为此，一项“小切口”的探索悄然启动，即允许少数科研人员先以个人身份创办企业，观察一段时间再做决定，这就是“先赋权后行权”的雏形。

十年前，学校材料学院的一位青年学者在量子点材料制备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并希望创办学科性公司实施转化。但当时其团队规模较小，不符合创办学科性公司门槛条件。在签署一纸承诺前提下，学校支持其先组建公司试一试。公司成立后不负众望，与相关企业合作完成工艺开发和器件研制，推出了全球首款搭载钙钛矿量子点的电视。2018年，学校按事先约定办理科技成果入股，形成了现在的学科性公司一一致晶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该公司已完成多轮股权融资，估值数亿元，成为全球首家推出商用钙钛矿量子点光学膜产品的开发商和供应商。此外，还有李龚导航、北理艾尔、艾瑞迈迪、奥卓新材等多家重点企业，早期都曾得益于这项探索的培育，为学校系统推进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国家开展赋权改革试点提供了来自实践一线的宝贵经验。

2.“先赋权后行权”的实施方式

2020年，北京理工大学正式入选全国40家赋权改革试点单位。学校以此为契机，结合前期实践探索，深入总结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内在规律，进一步完善和提炼出北理工特色的“先赋权后行权”转化模式，并将其正式写入校级管理文件中，在实践中进行推广运用。

学校不采取职务科技成果直接入股的方式，而是设立一定的“观察期”进行转化前景的验证，通过协议约定的形式，事先授权教师团队（含学生团队）先行使用学校职务成果组建初创公司。由于此时学校尚未作为国有股东入股，企业能够更加高效地进行决策和运行，加速项目的商业化前景验证。经验证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