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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代持协议无效法律后果探究

股权代持作为一种资本与权利的安排方式，深刻反映了民商法律的交织特性。它不仅涉及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及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还牵涉名义股东、公司与外部第三人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虽然对股权代持协议的有效性问题有所阐述，但是在协议无效情形下的具体处理规定仍显不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修订的背景下，为更好地维护商事交易的秩序与安全，亟须针对股权代持协议无效后所面临的挑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股权代持协议无效处理方式

与司法困境

（一）股权代持协议无效后的处理方式

（2022）沪民终790号自然人A委托B公司代持D公司股份，并签订协议。D公司股票新三板挂牌后，B公司未披露代持情况并出售股份。A在B公司破产时起诉，要求确认股权、变更登记及赔偿。2022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代持协议违反证券监管规定，损害公共利益，判定无效。因股票价值大幅升值，无法恢复原状。综合股份背景、资金来源、收益贡献及风险承担，A主张获得B公司处置股份后的价款，并自愿支付5%的溢价，符合谁投资、谁收益及收益与风险一致的公平诚信原则。据此，法院判决B公司应返还A相应款项。

（2021）苏01民终9144号苗某与吴某签订股权代持协议，苗某将拥有的A股份公司64620份股权登记在吴某名下，代持期限为39个月。因A股份公司得知代持情况后延长解禁期限，故双方协议未能履行。解禁后，双方协商无果，苗某起诉要求确认协议无效并归还80万元投资款及利息。2021年，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市公司股权清晰是证券市场基本规范，代持行为违反证券监管规定，因此协议无效。但是，吴某取得的是苗某投资转化的股份，并非现金80万元，因此苗某无权要求返还购股款。对于投资损益，依据双方贡献和过错程度等因素合理分配。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虽然规定了股权代持协议无效的情形，但合同无效后股权及相关事宜的处理办法仍有待进一步明确。鉴于股权的特殊性，直接套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处理模式可能并不适用。因此，无效后股权归属及损益分配问题亟须深入探讨。

第一，股权归属与股款返还基于商事外观主义的原则，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判决无效的股权，通常倾向于将股权的所有权归属于名义股东，以维护商事活动的稳定性。同时，出于对公司利益的考虑，对股权代持协议效力的否定性评价不应自动延伸至名义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所有行为。尤其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投资者的信赖利益建立在商事外观之上，全面否定易引发商事活动动荡，损害投资者权益，因此处理时应更加谨慎。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详细规定，还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均体现了证券市场对商事外观原则的严格要求，确保市场透明度和投资者权益。因此，实践中将股权归属于名义股东的做法，符合商事一般规则。

同时，名义股东应按照原《合同法》的规定，将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款项及其所产生的利息等归还给实际出资人。然而，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因代持协议有相同的利益立场，归还股款可能导致非法给付，助长不法行为。即使此处理方式得到认可，又因股款已投入公司成为公司资本，此情况下仍会面临对公司相关利益的权衡。此外，实际出资人在协议无效前已实际承担了投资成本，包括投资金额及目标公司的管理风险。相比之下，名义股东在协议执行过程中通常只需履行一些程序性义务。若目标公司市场价值上升，则名义股东可能在不付出额外成本的情况下获得股权收益；反之，若目标公司市场价值下降，则名义股东仅需承担其出资范围内的损失，且这部分损失通常不会直接由名义股东承担。因此，为了公平分配合同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必须对投资风险与责任进行细致考量，确保利益衡量的公正性。

第二，损益分配。在司法实践中，损益分配尚未形成统一的裁判标准，但已逐步趋向于比例分担原则。这一转变主要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合同法》的深入解读与创新应用。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返还不当得利的后果，要从两方面考虑。第一，应考虑股权增值与原始投资本金之间的实质性联系，若增值部分显著超过本金，则应视为不当得利。第二，尽管原《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未直接提及不当得利，但在具体案件中，不当得利争议仍具有适用空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及案件具体情况，确立了按照40%的“增值+本金+分红”比例返还不当得利的裁判标准。这一做法实质上将不当得利与缔约过失责任相结合，在双方均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种更为公平合理的比例分担处理原则。

（二）股权代持协议无效处理的司法困境

股权返还难题。在股权代持协议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实际股权的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