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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行政正义与行政成本的内在联系及优化路径

一、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自20世纪70年代全球范围内掀起政府改革运动浪潮以来，行政成本便成为各国政府与学术界重点关注的对象。在经济全球化持续推进的当下，各国政府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进程中，面临着诸多压力与挑战。降低和优化行政成本，不仅成为西方国家政府重塑运动的关键构成，也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

从国内视角来看，我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公众对政府的行政效能、服务质量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现实中我国行政成本偏高的现象较为突出，这不仅对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行政效率。过高的行政成本导致财政资金在行政领域的过度消耗，使得用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领域的资金相对减少，进而影响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发展。与此同时，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也反映出政府在资源配置、管理效率等方面存在不足，降低了政府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研究行政成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从理论层面而言，当前学术界对行政成本的研究多侧重于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主要围绕成本的核算、控制以及效率提升等技术性和实证性问题展开。然而，行政成本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管理问题，它还涉及到行政伦理、价值判断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等深层次的理论范畴。从行政正义视角研究行政成本，能够突破传统研究的局限，为行政成本研究开辟新的路径，丰富和拓展行政学的理论体系，使我们对行政成本的本质和内涵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另一方面，从实践角度来看，基于行政正义理论来分析和解决行政成本问题，有助于政府树立正确的行政理念，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优化行政体制和行政程序，规范具体行政行为。这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还能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行政环境。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行政成本的研究起步较早，在20世纪70年代政府改革运动之后，便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重点。西方学者从多个学科视角对行政成本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经济学视角下，学者们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政府行政活动中的资源投入和产出效益进行量化评估，试图找到行政成本的最佳配置点。如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JamesM.Buchanan），他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政府官员在决策过程中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可能导致政府规模扩张和行政成本上升，因此主张通过制度设计来约束政府行为，降低行政成本。管理学视角则侧重于从组织管理和流程优化的角度探讨行政成本控制。如泰勒（FrederickWinslowTaylor）的科学管理理论，强调通过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和严格的组织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从而降低行政成本。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更是强调引入市场机制和企业管理方法，主张政府以顾客为导向，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同时降低行政成本。

在行政正义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也有诸多深入的探讨。罗尔斯（JohnRawls）在《正义论》中提出了公平正义的两大原则，即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为行政正义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行政作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遵循正义原则，确保行政权力的行使公平、公正，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诺齐克（RobertNozick）则从权利正义的角度出发，强调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行政活动应当以保护个人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德沃金（RonaldDworkin）的权利论也对行政正义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主张政府应当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公民，尊重公民的权利和尊严，行政决策和行为应当符合公平正义的标准。

国内对于行政成本的研究，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逐渐深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行政成本偏高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在政治角度，有学者指出我国政府行政体系庞大，机构臃肿，导致行政运营成本过高。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委托人缺失问题，使得行政成本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制度体系设计不完善，财政预算的审查和监管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也形成了耗费行政成本的制度缺口。行政执法体系不健全，政府行为缺乏约束机制，致使预算缺乏约束力，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从经济角度分析，我国行政成本观念弱化，行政人员效益观念不强，政府运作过程中成本与收入脱节，导致工作高成本、低效率。政府部门管理效率低下，职责不清，运营成本增加。政绩效评估操作困难，对行政成本评估缺乏有效的控制和监管。行政监督机制不健全，无法对行政成本过高的现象加以约束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