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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流行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一、引言

高血压作为全球高发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是导致冠心病、脑卒中、肾功能衰竭等并发症的首要诱因，其流行态势直接关系到公共卫生安全与人口健康质量。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与生活方式转变，高血压防控已成为全球健康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系统梳理近年来国内外高血压流行现状数据，深入剖析其多维度影响因素，为疾病防控策略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二、高血压全球及区域流行现状

（一）全球流行特征

全球高血压患病呈现“高负荷、低控制”的严峻态势。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成人高血压患病率已超30%，且在中低收入国家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发达国家虽患病率增速放缓，但老年群体患病占比持续高位，Framingham心脏研究表明，80岁左右人群高血压患病率达75%，其中60%为2级高血压（收缩压≥160mmHg或舒张压≥100mmHg），而≥80岁人群患病率更是突破90%。值得关注的是，全球高血压控制率普遍偏低，即使在医疗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80岁女性患者血压控制达标率仅为23%，发展中国家的防控形势更为严峻。

（二）中国流行现状

总体患病率持续攀升：我国高血压患病呈现“年轻化、高增长”特征，2002年调查显示≥60岁人群患病率已达49%，显著高于中青年群体。近年来随着慢性病监测体系完善，发现患病率仍以年均1.2%的速度增长，其中农村地区因防控资源不足，患病率增速已超过城市。

“三率”水平亟待提升：我国高血压防控面临“知晓率低、治疗率低、控制率低”的瓶颈，老年高血压患者治疗率仅为32.2%，控制率更是仅7.6%，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农村地区居民因健康意识薄弱，知晓率不足城市居民的60%，导致大量患者因延误治疗引发严重并发症。

年龄与性别差异显著：老年群体是高血压高发人群，且呈现独特的病理特征，如收缩压增高、舒张压下降、脉压增大，同时伴随血压波动性大、体位性低血压高发等问题。性别差异表现为男性在55岁前患病率高于女性，55岁后女性因更年期激素变化，患病率反超男性，且控制难度更大。

三、高血压的核心影响因素

（一）生理与遗传因素

年龄与生理机能衰退：随着年龄增长，动脉血管壁僵硬度增加、顺应性降低，血压调节机制灵敏度下降，导致老年人群高血压高发。60岁后舒张压逐渐下降，收缩压持续升高，形成老年特有的单纯收缩期高血压，脉压增大进一步增加心血管事件风险。

遗传易感性：高血压具有明显家族聚集性，一级亲属患病者的发病风险较普通人群高2-3倍。基因研究显示，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相关基因多态性与高血压发病密切相关，可通过影响血管收缩功能与水钠代谢增加患病风险。

合并疾病影响：糖尿病、血脂异常等慢性病与高血压存在协同致病效应，约40%的2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压，而高血压患者中血脂异常比例高达58%。此外，高血压病伴发的精神障碍可形成“病理循环”，精神紧张导致血压进一步升高，而血压波动又加重脑循环障碍，诱发焦虑、抑郁等症状。

（二）生活方式因素

膳食结构失衡：高盐、高脂、高糖饮食是高血压的重要诱因。我国居民日均盐摄入量达10.5g，远超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5g标准，钠摄入过多可导致水钠潴留，升高血容量进而引发血压升高。同时，低钾饮食会降低血管弹性，进一步增加患病风险。

体力活动不足：现代生活方式导致的久坐行为显著增加高血压风险，每周运动时长不足150分钟者的发病风险较规律运动者高35%。富裕人群因过度依赖便捷交通、工作以久坐为主，缺乏体力活动的问题更为突出，成为该群体高血压高发的重要原因。

肥胖与代谢异常：超重（BMI24-27.9kg/m2）与肥胖（BMI≥28kg/m2）人群的高血压患病风险分别为正常体重者的1.6倍和2.8倍。腹型肥胖者因内脏脂肪堆积释放炎症因子，干扰血管内皮功能，更易引发血压升高。

（三）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经济地位的双向影响：富裕程度与高血压的关联呈现复杂性，富裕人群因高热量饮食、缺乏运动、精神压力大等因素增加患病风险，而贫困群体则因医疗资源不足、居住环境差、健康食品获取困难等问题导致防控滞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高血压知晓率和治疗率均显著低于中高收入群体，形成“贫困-患病-更贫困”的恶性循环。

精神心理压力：长期精神紧张、焦虑忧虑是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此类人群发生高血压伴发精神障碍的概率显著升高。现代社会竞争加剧导致的工作压力、生活节奏加快，通过激活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系统，促使血压持续升高，尤其在中青年群体中表现明显。

医疗与公共卫生资源：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直接影响高血压防控效果，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因缺乏专业诊疗设备和全科医生，导致大量患者未能及时诊断。基层医疗机构对老年高血压特殊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