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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叙事与先锋纪实：论新技术环境下互动纪录片的美学表征

在纪录片创作的发展历史中，纪实方式始终与技术环境表现出动态互构的关系，从苏联纪录电影导演吉加·维尔托夫（DzigaVertov）创立的“电影眼睛派”（Movieeyessend）对摄影器械的推崇，到“直接电影”流派对便携录音设备的技术依托，技术创新不断助力着纪实美学的范式更新。近年来，由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智技术集群建构的“认知一互动一储存”系统，使得纪录片创作逐渐突破英国纪录片导演约翰·格里尔逊（JohnGrierson）所确立的“观察—纪录一诠释”的传统范式。此类厘革不但表现为界面交互的形式革新，更在认识论层面助力纪实影像的主体重塑。与技术进步一道，“互动美学”也在影视创作中逐步推广，互动元素与纪实本体愈发产生交集，并不断探索着纪实的边界与上限。

美国纪录片理论家比尔·尼科尔斯（BillNichols）曾使用“互动纪录片”的称谓来指称崇尚“写实主义”的“真实电影”（Cinémaverite），此处所指的“互动”并不等于当今意义上“互动纪录片”（Interactivedocumentary）中的“互动”元素，“前者是指摄影师与电影中所呈现的主题之间的互动，而后者则是指观众或数字媒体用户与作品之间的互动”。在后者的概念内，受众在新技术环境中使用指令、引导、思维抉择等方式来接受纪实作品的信息输出。此类所谓的“互动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进行的数字化变革，呈现了形式融合、叙事创新、用户赋权等新兴特征。

一、影像表征：形式创新中的互动融合

近年来，随着技术环境的发展变化，国内外纪录片学界正在对互动纪录片这一新兴媒介类型进行探索和研究。学者们首先集中讨论了互动纪录片的主体概念，如西方著名传媒学者戴纳·盖洛韦（DaynaGalloway）等认为，互动纪录片区别于传统纪录片的最核心特征在于其利用互动性作为信息传递的机制。西方纪录片学者朱迪斯·阿斯顿（JudithAston）和桑德拉·高登西（SandraGaudenzi）将其分为对话型、超文本链接型、体验交互型和用户体验型四种类型。尽管学者们对互动纪录片的认知与定义并不相同，但大部分研究者基本认同“互动性”是互动纪录片与传统纪录片在创作与传播上的重要区别之一。也就是说，互动纪录片除采用传统纪实影像的创作手法之外，还主动将受众个体的思想力与行动力纳入创作、传播过程，在形式上积极建构了独特的美学话语体系。

然而，在作品生产流通领域，目前中国大陆市场中可以被认定为真正意义上的互动纪录片作品寥寥可数，其背后庞大的市场潜力亟待开发。中国大陆首部在媒体平台上线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互动纪录片作品是由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发现纪实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的《古墓派：互动季》（以下简称《古墓派》）。该片不仅在中国互动纪实影像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还成为一部可供学界、业界讨论其美学价值与市场潜力的作品。

在阿斯顿和高登西对互动纪录片的分类框架中，《古墓派》应属超文本链接型互动纪录片，该片通过超文本链接将互动素材“有意味”地连接，观众通过对引导性选项的物理点击推动观看进程。该片共有五集，每集的片长约为18分钟，设置约10项互动性环节。《古墓派》在片中主要设置了两种互动模式：第一种是沉浸参与型，指观众在特定剧情环节中使用点击等互动行为参与特定动作的生成与发展；第二种是情节选择型，指观众在创作者设置的情节发展“岔口”处，通过点击方式自由选择情节的发展方向。由此，互动纪录片通过交互性的创新形式，使观众的角色由传统纪录片中的被动接受者转向了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探索/参与者。具体而言，该片的编导不仅通过互动融合的影像表征进行交互性设置，还通过多样化的叙事手段与可选择的支线情节，促使观众在作者视角中直观感受所勘古墓的神秘化氛围，并在对支线情节的主动性探索中获得沉浸式体验。

除此之外，科技赋能的互动纪录片在美学表现上还体现出了个人生存与社会环境间的互相影响，其在多样化价值观念的感染下影响了观众在宇宙观、生命观、人生观等方面的沉浸式交织体验。具体而言，交互纪录片在新技术环境下的变革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层面，还体现着创作观念的变化。首先，内容生产环节由单向度输出升级为与观众行动力共存；其次，超文本等互动模式使得传统纪录片中以创作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升级为去中心化的展演形态。此种影像表征的形式创新，使传统纪录片的“旁观”式创作表征出信息解放的先锋技术美学。

二、美学表意：叙事创新中的沉浸式体验

互动纪录片的“互动”并非观众与视听信息的单向联系，而是观众与视听内容在美学层面的多维交互，这一方面意味着观众可以影响作品情节的发展，另一方面意味着作品本身也会对受众产生价值观念的影响。具体而言，互动纪录片在叙事上不同于传统纪实作品的单向线性叙事模式，其通过对纪实元素的再塑造来建构传受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