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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翻译理论视域下的字幕翻译

随着全球化的加深，跨文化交流已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一环。在这一背景下，电影日益成为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字幕翻译作为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担着语言转换的基本职能，也肩负着传递文化信息的使命。动画电影《花木兰》以西方视角讲述了一个富含中华文化内涵的故事。该影片在进行英汉字幕翻译时，不仅面临语言层面的转换挑战，也涉及如何向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有效传递深层文化内涵的问题。

如何确保字幕翻译信息传达的准确性与文化表达的适切性，一直是翻译研究的重要议题。而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eterNewmark）的交际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活动的交际功能，即在忠实传达源语文化深层意义的同时，使目标语观众能够理解并产生情感共鸣，适用于指导字幕翻译。

因此，本文以交际翻译理论为指导，对动画电影《花木兰》的中文字幕翻译策略与技巧进行分析，探讨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实现路径与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字幕与字幕翻译

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字幕通常指在电影、电视节目或视频中显示在屏幕底部的翻译文本，用于帮助观众理解对话内容。字幕翻译是一种翻译实践，旨在通过呈现屏幕底部的书面文本来解释电影声带中包含的信息以及图像中出现的符号性元素。[2]

国内字幕翻译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近些年逐渐形成了以理论分析为主、实践探索为辅的研究格局。早期，影视翻译专家钱绍昌提出，影视语言与普通文学翻译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其独特之处，表明电影字幕翻译需满足玲听性、综合性、瞬间性、通俗性以及无注性的要求。3随后，李运兴系统性地提出了“时空制约与缩减法”，认为由于时空制约，字幕译者常常要采用缩减的翻译策略。该理论强调“相关性\原则，即翻译内容必须与观众的理解和接受能力相关联。4随着影视作品增多，技术不断创新，字幕翻译研究涵盖多个学科，各学科之间交叉融合，如有些研究者利用多模态分析图文符号互动如何保障影视叙事流的完整性。

国外的字幕翻译研究起步时间早，成果丰富。20世纪中叶，好莱坞针对字幕制定了标准，欧洲则率先使用双语字幕，拉开了字幕翻译的序幕。欧洲学者针对字幕翻译展开相关研究，如丹麦翻译学者凯·道勒拉普（CayDollerup）分析了丹麦电视台双语字幕的常见错误类型，提出“可读性”概念。5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字幕翻译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应用，如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亨里克·戈特利布（HenrikGottlieb）将字幕定义为一种多模态、动态且受技术制约的“对角线”翻译，强调其跨语言与跨媒介的双重挑战。西班牙翻译学者豪尔赫·迪亚兹-辛塔斯（JorgeDiaz-Cintas）和比利时学者艾琳·雷梅尔（AlineRemael）探讨了字幕与影像之间的关系，强调了语言的多模态性，即字幕需要与视觉和听觉符号协同工作，以确保观众能够理解影片内容。7]

全球化时代，电影成为推动文化传播和语言交流的重要载体，电影字幕翻译作为影视翻译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将电影中的语言、文化及信息在短时间内通过书面形式呈现给观众，以实现跨语言和文化的传播。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电影字幕翻译研究将更加注重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以及翻译策略的优化，为观众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

（二）交际翻译理论

纽马克在其著作《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toTranslation）中首次提出了交际翻译理论。

交际翻译理论包含三个基本原则，即以读者为导向的原则、等效预期效果原则和信息准确性原则。其中，以读者为导向的原则强调翻译时译者应优先考虑目标语言读者的需求，注重读者的反应和理解；等效预期效果原则要求译文在效果上与原文保持一致，使读者能够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信息准确性原则要求翻译要能准确传达原文信息，避免误解和歧义。8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为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其理论强调翻译应以读者为中心，兼顾信息的准确传递，注重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这一理论不仅在翻译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方针，特别是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国内对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进行了广泛研究，这一理论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交际翻译注重译文读者，强调译文的流畅性和可接受性，而语义翻译则更关注原文的语言风格和文化背景。然而，翻译不能永远只考虑文本和话语、作者和读者、始发语和译人语、始发语文化和译人语文化等二元论范畴。翻译活动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关系，而是涉及多方的活动，是个复杂的多维过程。国内学者对交际翻译理论的核心概念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和拓展，如中医典籍书名翻译，由于汉语表意丰富，不能按字面意思直译，而借助交际翻译策略可避免文化误读。10]近些年，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进行拓展、批判或应用研究，推动该理论从最初的二元对立模式逐步演变为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