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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方志编修理论探析

摘要：章学诚将方志归入史学范畴，主张方志乃一方全史，修志应遵循“史家法度”，认为地方志一方面要为国史编修提供翔实资料，另一方面要能成为一家著述，把握好志书资料性与著述性（学术性）的关系，兼顾“记注”与“著述”，为史家修志提供方法遵循并切实提高方志的地位，使方志不但具备“藏往”功能，还能发挥“鉴今”“知来”作用。

关键词：章学诚史家法度方志编修

章学诚是史学名家，也是方志学大家，方志理论的奠基人，其修志理论包含有一系列开创性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他一生不仅著有《文史通义》《史籍考》《校雠通义》等史学名作，还主修过《湖北通志》《永清县志》《和州志》《亳州志》等四部方志，并参与过十几部志书的修纂。从27岁一直到57岁，章学诚编修方志的活动历经30余年，为时之久与修志之多，在清代学者中也属罕见。［1］他善于总结前人修志的经验教训，丰富的方志编修实践为其修志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章学诚方志理论探索的不断深入，其修志理论也不断完善。章学诚给后人留下了《答甄秀才论修志》《方志辩体》《修志十议》《州县请立志科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方志立三书议》等重要著述。章学诚方志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无疑是他将方志列入史学范畴，认为方志乃一方之史，认为修志应遵循史家法度，强调方志编修形式上应符合史裁。要做到兼顾“记注”与“著述”，既能成为一家著述，又能为国史编修提供翔实资料。

一、志书的属性：方志乃一方全史

关于志书性质，这个问题历来说法很多，如地理派认为方志系地理书，属地理学科。地理派认为地方志源于先秦时期的地理著作《周官·职方》《山海经》《禹贡》等，认为方志作为一方之志，从省志、市志再到村志，均以特定行政区域为对象，且志书会详细记载该区域的地理内容，地域性特征鲜明。地理派代表人物戴震重视对志书历史沿革的考证，主张方志属于篆类之书，是供著述之所取资。再比如，两性兼有说，认为方志既不属地理，又不属历史，是一种史地两性兼而有之的学科，史地两性代表人物黎锦熙就主张地志历史化，历史地志化。此外还有综合学科说，独立学科说等。

章学诚认为志书属于历史学范畴。历史书之说可追溯至《周礼·春官·外史》提出的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章学诚认为四方之志如同诸侯国史，方志即史书。作为“历史说”的代表人物，章学诚从史学的发展源流来论述志书的性质。他把方志看作地方的历史，认为志属信史，主张“志乃史裁”，指出其性质属史学范畴，并且把方志作为国家编纂历史的主要依据。章学诚以“志为史体”的视角看待春秋战国时期记录各地方诸侯的史书，认为鲁之《春秋》、楚之《梼杌》、晋之《乘》等是最早的方志，地方志就是一地之历史。章学诚对两汉时地记、隋唐时图经与正式方志进行了区分，他指出宋元以后，尤其是清代，方志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主要是编纂不符合史家法度，认为起源于古代史学的方志编修不可离开“史法”。

在阐明方志起源及演变后，章学诚进一步对方志性质作出阐述，提出“志属信史”的主张。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一文中这样表述：“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2］在《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中再次指出：“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3］认为方志与国史无本质区别，只有范围广狭、层次高低之别。他认为方志的内容体例应与“国史”无异，府州县志都是史，他亲自修撰的《和州志》《永清县志》等志书中都运用了纪、传、考、表诸体，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地方志正是他在史论方面一贯倡导的撰述（或曰“著述”）与比类（或曰“记注”）的不同之处。

在章学诚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地方志编纂者将地方志看成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清代已有学者注意到史志的区别，更有学者开始在史部为方志专门设立门类，使方志的属性和地位都得到了提升。

二、修志应遵循“史家法度”

章学诚视方志为历史，必然主张运用修史的原则和方法来指导修志，并将一地之“政教所施，经要所重”在方志中反映出来，这就是修志的“史家法度”，他认为这是修志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并对方志的指导思想、体例、义理、撰述范围等方面都提出了较为详尽的论断。

章学诚对志书编纂的指导思想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志之为体，当详于史……志乃史体，原属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寿文，可以漫为浮誉，悦人耳目者。”［4］他提出，志书在体量上要比史书更详细，内容更丰富。鉴于资料收集困难，他建议州县设立志科，设置专业且固定的机构，并配备专门人才负责收集、整理以及保管资料。同时，志书所记内容还应蕴含崇德、向善、忠义、孝亲等传统价值观念。

章学诚多次提到“志乃史体”。他在《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说：“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5］在这里，章学诚将志书的体裁、写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