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朔方内附蕃部相关问题研究.pdfVIP

摘要

唐代朔方地区的蕃部深刻地影响了七到八世纪时期唐朝的政治走向。这一

区域的蕃部主要是北族政权消亡之后的“遗民”。唐中央通过羁縻府州的制度设

计，试图将朔方蕃部纳入到唐朝的集中管辖。由于突厥汗国的长期存在，使得

内附蕃部不时游移在突厥和唐朝之间。这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政治关系的变动，

而非族群意识之间的冲突。因此，在传世文献中，对朔方蕃部的相关记载也随

着突厥汗国的兴衰而有所损益。在唐廷努力将朔方蕃部纳入编户的同时，该地

区的蕃部也以反叛的方式逃避唐朝的管辖。是故，唐廷在朔方和河东的一系列

制度设计，都带有明显的治蕃和安边的色彩。从宁朔大使到朔方节度使，中央

政府对待内附蕃部的态度同样是暧昧摇摆的。一方面强调要“顺其土俗”，维护

蕃部的部落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意识到将蕃部安置在朔方地区对帝国管理来

说，存在管理上的风险。这一矛盾反映了唐廷和蕃部的关系并非连绵和一贯的，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冲突”和“对抗”的关系。北族政权的兴亡勃忽，

客观上导致大量的部落入寓唐朝。由此，内附朔方地区的蕃族构成了关内道北

部最大的亚文化群体。他们之间与中央潜在的冲突也致使唐廷不断的调整、重

组相关地区的行政设计。不仅如此，唐廷同时将开元以后的蕃部管理，纳入到

贞观以来的历史演进逻辑当中。通过对历史记忆的重塑和地方行政机构的调整，

新的政治秩序也由此建立起来。

但是传统的王朝史观，和以“中央”看“边缘”的视角，并不足以了解朔

方蕃族具体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行动模式。更需要关注的是，蕃部的种种动向

以及对唐廷管理的冲击，始终使得唐廷对朔方处于一种不完全统治的状态当中，

而朔方也就此成为了唐廷和北族之间最重要的缓冲地带。

在唐人的撰述中，朔方地区被视为“胡域”或“河南胡苑”。一方面，这与

朔方地区存在独立于监牧的“胡牧”系统是分不开的。安史之乱前，朔方蕃部

长期处于羁縻管理的状态。向唐廷所缴的贡赋也依据唐令中关于蕃胡“输羊”

的规定。这就意味着，牧业生产是蕃族主要的经济来源。唐廷的马匹，除了由

官营监牧所出之外，一部分也出自朔方地区的“胡牧”系统。另一方面，这与

朔方地区密迩诸蕃的特点是分不开的。隋末唐初，在突厥汗位斗争中落败的郁

射设便率领诸蕃进驻灵州。在东突厥汗国灭亡后，管内诸蕃又分属唐廷和薛延

陀。贞观十三年，阿史那思摩率领突厥降户重新在漠南建牙。但是在薛延陀汗

国不断寇扰的压力下，突厥降户又纷纷侨治朔方灵州。贞观二十年，太宗亲幸

灵州，并接受铁勒部族的内属。是故，朔方地区既羁縻突厥，又杂铁勒诸部，

成为了唐朝治内的“胡域”。而朔方地区的蕃族，构成了后突厥汗国“九姓”、

“十二姓”统治的核心圈层。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后，“九姓”和“十二部”成为

了安燕集团的中坚力量。这实际上说明了，安史叛军吸纳了大量的后突厥汗国

的“遗民”，具有强烈的突厥色彩。

安禄山在叛乱过程中笼络诸蕃的能力也与他曾出身于朔方六胡州地区有关。

调露元年安置突厥化粟特人所设置的六胡州，是在此前铁勒羁縻州的基础上设

置的。在六胡州地区，铁勒族群和粟特族裔产生了高度融合。安禄山所会的

“六蕃语”和“九蕃语”，是朔方地区六州胡和九蕃府的语言。这解释了安禄山

为何能够获得朔方蕃族的支持。而六州胡人和铁勒九姓的叛服无常，是唐廷设

置朔方军节度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在后突厥汗国时期还是安史之乱时，“九姓”

蕃族的向背都是唐廷极为关注的问题。肃宗北走朔方，但在平凉犹豫不前，主

要是因为没有得到朔方蕃部效忠的承诺。事实证明，肃宗迟疑是有道理的。在

肃宗即位的当年，朔方蕃部即在阿史那从礼的煽诱之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

从这一事实来看，《旧唐书·肃宗纪》中所记载的阿史那从礼叛燕事件，完全受

到了书写者主观意愿的影响。

朔方地区是唐廷重要的置蕃之所。但这里的蕃族却并非处于不断“汉化”

的过程中。在唐代国家管理不断向基层延伸的同时，朔方蕃部仍然保留部族的

生活习性。而这一地区相对优良的草场，也使蕃族形成了独立的“胡牧”经济。

因此，朔方蕃族可以借此逃避唐廷的统治，不局限于单一的政治从属关系当中，

而转圜于唐朝和突厥汗国之间。

关键词：铁勒九姓；朔方军；蕃部；后突厥汗国

Abstract

ThecommunitiesoftheShuoFang（朔方）regionduringtheTangdynasty

profoundlyinfluenc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