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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财产属性认定

一、引言：当数字浪潮撞上法律边界的困惑

走在城市的CBD商圈，常能看到年轻人围坐讨论“比特币突破XX万”“以太坊升级”的话题；打开社交平台，“炒币”“挖矿”的故事总带着暴富或暴雷的戏剧色彩。这些在互联网世界流通的“数字符号”，早已从极客圈的小众玩物，演变成涉及千万人资产配置的争议性存在。而所有围绕虚拟货币的纠纷——交易违约、盗窃索赔、离婚财产分割——最终都会指向一个核心问题：虚拟货币，到底算不算“财产”？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像一把钥匙，能打开法律与技术、监管与创新、个人权益与公共秩序的多重矛盾。当一位投资者的比特币被黑客盗走，他能否像丢失黄金一样报警追赃？当夫妻离婚时，一方持有的以太坊能否作为共同财产分割？当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跑路，投资者能否以“财产损失”为由起诉维权？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明确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认定逻辑。

二、虚拟货币的“数字身份”：从技术特征到法律认知的跨越

（一）虚拟货币的本质：技术维度的“非典型财产”

要理解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首先得抛开“货币”二字的干扰。它既不是法定货币（我国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而是依托区块链技术生成的加密数字权益凭证。以最典型的比特币为例，它通过“挖矿”程序产生，每个比特币对应区块链上的一个唯一地址，通过私钥实现支配权，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其一，去中心化与匿名性。不同于银行账户受第三方机构监管，虚拟货币的持有和转移仅依赖密码学算法，理论上无需中央机构背书，账户地址与真实身份无直接绑定（虽可通过链上分析追踪，但技术门槛极高）。

其二，稀缺性与可交易性。比特币总量恒定2100万枚，以太坊等虽无绝对总量限制，但发行机制设计了“通缩模型”（如EIP-1559销毁机制），使其具备类似贵金属的稀缺性。同时，全球范围内存在大量交易平台（如中心化交易所、去中心化DEX），用户可通过法币或其他虚拟货币兑换，形成了活跃的二级市场。

其三，价值波动性与主观定价。不同于房产、股票有相对稳定的估值体系，虚拟货币的价格受市场情绪、政策监管、技术迭代等多重因素影响，一天内涨跌30%并不罕见。其价值更多源于持有者的“共识”——当足够多的人认为它有价值时，它便具备交换媒介功能。

这些技术特征，让虚拟货币既像“财产”（有经济价值、可支配），又不像“传统财产”（无实体、依赖技术、监管模糊），这正是法律认定的难点所在。

（二）法律视野下的“财产”：从有体物到虚拟财产的扩展

我国法律对“财产”的界定，经历了从“有体物”到“财产性权益”的逐步扩展。《民法典》第113条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第127条进一步明确“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一“开放兜底”的立法模式，为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预留了空间。

但“虚拟财产”本身是一个上位概念，包括游戏装备、网络账号、虚拟货币等不同类型。其中，虚拟货币与其他虚拟财产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不依赖特定平台存在。游戏装备依托游戏公司服务器，账号绑定运营平台，而虚拟货币基于区块链底层技术，理论上只要区块链网络存在，其权益就不会因单一平台倒闭而消失。这种“脱离平台的独立性”，让它更接近“独立财产”的特征。

不过，法律对“财产”的认定通常需满足三个核心要件：具有经济价值、可被主体支配、具有合法性。虚拟货币的经济价值已被市场验证（全球总市值曾超3万亿美元），可支配性通过私钥实现（持有私钥即拥有控制权），但“合法性”却成为最大争议点——我国对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持明确否定态度（如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这是否意味着其“财产属性”被全盘否定？

三、司法实践的“试金石”：从判例看法院的裁判逻辑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近年来，各地法院对虚拟货币财产属性的认定呈现“差异化但逐步清晰”的趋势，通过梳理典型判例，能更直观理解裁判者的思考路径。

（一）支持财产属性的判例：以“经济价值+支配性”为核心

案例1：王某诉李某比特币返还纠纷案。王某将5枚比特币交由李某托管，李某擅自转卖后拒绝返还。法院经审理认为，比特币虽非法定货币，但具有财产的核心特征：其一，可通过市场交易兑换法币，具有客观经济价值；其二，王某通过私钥对比特币享有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利，符合“支配性”要求；其三，我国法律未禁止个人持有虚拟货币（仅禁止非法交易炒作）。因此，判决李某返还等值财产或赔偿损失。

案例2：张某虚拟货币盗窃案。张某通过技术手段窃取他人以太坊钱包，警方以“盗窃罪”立案，法院最终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盗窃罪”择一重罪处罚。判决书特别指出：“虚拟货币虽无实体形态，但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且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占有转移，符合刑法意义上‘财物’的特征，应作为财产予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