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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确定性原理（七）

无论哪种方案，都需要国际性中央银行的协调。

国际债务的困境发生在债务和债权人两方。

债务国的困境在于，为了清偿债务增加出口会导致初级产品价格下跌，试图验收产品结构，生产较高级的商品，又会遇到保护主义的限制。对于本国资本而言，发现可能的违约迹象，换汇和外逃是唯一的选择。

对于债权银行来说，两难在于增加借出会导致债务国的债务持续扩张，自己账面上可疑贷款不断积累，强硬要求清偿又会导致抵押物（贸易流）的贬值，加速不良债务的暴露。

任何方案都必须解决5个问题：既存债务的安排；新信贷的供给；银行体系的保存；债务国的经济政策；逃逸资金的回流和吸引外国投资。

国际机构的介入，需要保证新的信贷资金流入，不能是为了偿还旧的债务，而是为了债务国的持续运转和新的经济增长。

最后方案只能是削减债务，是豁免。

索罗斯的方案是设置一个虚拟库存，用地下的石油储量作为库存，把超额生产的部分计入其中，并且由IMF专设部门，以封闭账户来管理这个虚拟的库存和巨大财富。这样事实上就形成了一个以石油来实现的国际性中央银行，盈余也可以用于支付那些高负债的产油国债务，甚至是由世界银行借给其他债务国或者打折购买违约政府债务以平抑国际债务危机。巨量的地底库存可以有效限制价格，缓冲波动，并且使OECD能够调节石油的生产，推动增产以应对石油价格上涨的冲击。

历史上的三次石油定价体系建立，都是由生产者定价：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体制、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支配的生产配额和OPEC。索罗斯提出的这一体系旨在替代OPEC，因此只有在OPEC濒临解体的石油价格暴跌当中才有机会诞生。

索罗斯提议建立石油缓冲库存的终极目的是以石油作为储备来发行世界货币。这种货币是天然的通胀保值货币。

世界货币可以帮助管理该账户的国际贷款机构获得国际性中央银行的权力，也将会消除跨国资本流动的投机性影响。

在提出世界货币的构想的时候，索罗斯首先担心的是美国不会退出其储备货币的地位，因为这意味着美国也必须严格遵守财政纪律，不能以货币发行和贬值来偿债。索罗斯曾经认为，日元终将取代美元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然而事實是日元成为了主要的流动性。

当我们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样的体制的时候，最终的崩溃（死亡）并不能否定其辉煌历史和意义，不能否定它带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繁荣，就像死亡不能否定生活的欢乐一样。

我们注定在耗散结构和远离均衡态当中生活，创造我们小小的、短暂的、不完备的体系、结构和生活。

索罗斯在提出未来的全球性中央银行的设想的时候，也指出了其中的两个悖论：认识固有的不完备性之下，自洽的国际金融体系真的可能存在吗？监管世界货币的机构，在获取国际性中央银行的权力之后，如何避免陷入官僚主义？

官僚体系真正的问题也在于试图把体系变成永恒和完美。“对永久性解决方案的追求本身就在为下一次危机播下种子”，当经济学家们宣称，理论和方程对现实的观察和预测再上层楼的时候，意料之外的经济现象大约就不远了。

封闭式干预的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可能没有向市场注入足够的流动性以平衡其他央行的收购行为，也可能是日本和德国央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开始控制本国的货币供给。德国央行的行为因其一贯的反通胀倾向而成功，而日本央行则失去了控制资本市场泡沫的机会。

索罗斯判断日本股票市场因为高估更甚会事后崩盘，但是他又错了，投机资金从债券市场涌入股票市场，造成日本股市在10月再创新高。日本债券市场的崩溃影响了美国的公债市场，日本贡献了此前美国政府债券的主要买入力量，因此日本人转为出售之后，美国政府债券出现了远超基本面的下跌。对美债的下跌的解释是通货膨胀，然而通货膨胀不是主要的原因，是趋势的增强器。

日本因其人民强烈的国家使命感和社会凝聚力，而弥漫着“个人利益从属于集体利益”的价值观，也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而成为牢固的封闭社会。“日本是成长中的国家，而我们已垂垂老矣”，索罗斯这样评价日本，他直指美国和西方社会的公民，不再愿意“为了共同利益而承受个人的不便”。

来自内部的紧张和冲突会破坏社会凝聚力，来自外部，特别是渴望被日本领导的其他经济体的开放诉求又会冲击传统。在这样的冲撞当中，当美国恢复活力，开放社会价值观对日本人的吸引力和诱惑就会自我加强。

日本最终问题爆发的原因是两方面：高储蓄和海外“买买买”导致了来自贸易对手的政治压力，要求日本提振国内经济，扩大进口，开放国内市场，平衡贸易顺差；土地所有者和无产者之间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凝聚力的丧失。

“试图在无法维系的水準上支撑货币，这将使国家陷入漫长的经济衰退中。”

反身性存在于价值、利润和效率支配西方世界的过程中，经济的成功与政治博弈和思考之间自我加强，同样的过程导致了自然科学和理性对思辨的支配地位。

在结尾，索罗斯提到了中国、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反身性与辩证法的思考，是通向开放社会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