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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后家庭课外补习“地下市场”的生成逻辑

摘要：在“双减”政策作为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一项里程碑式改革的宏大背景下，旨在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与校外培训压力的政策目标，与现实中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激烈竞争之间形成了深刻张力，由此催生了一个规模庞大、运作隐蔽的课外补习“地下市场”。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这一“地下市场”的生成逻辑、运作机制与社会后果，聚焦于其如何在强力的政策规制下，通过供需双方的策略性调适而得以形成并维系。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深度访谈为主，选取了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二十个有补习需求的家庭（父母）与十位转入“地下”的教培从业者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影子教育”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政策执行研究中的“共谋”视角作为核心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该“地下市场”的生成逻辑，根植于三大并未被政策直接撼动的结构性因素：其一，是“需求端的刚性固化”，即以高考为核心的选拔性考试制度与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根本格局未变，导致中产阶层家庭的教育焦虑与地位维系的内在驱动力，依然是补习需求的最强引擎；其二，是“供给端的专业化转移”，即政策虽瓦解了大型教培机构，但并未消灭其核心的人力资本——经验丰富的教师，他们以个体化、原子化的形态，携带着专业的教学技能与既有的社会网络，转入地下，形成了高质量的供给源；其三，是“交易模式的信任化与私域化”，即市场的交易方式从公开的、标准化的商品买卖，转变为基于“熟人介绍”的、以社会资本为核心的信任网络，补习行为也从机构化的公开授课，转变为“一对一上门”、“私人家教”等难以监管的私域活动。本文认为，“双减”政策在短期内重塑了教培行业的表层形态，但课外补习的核心供需逻辑，在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与制度结构中，找到了新的、更为隐蔽的实现路径。这一“地下市场”的出现，不仅是政策“意外后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其更高的价格门槛与更强的社会网络依赖性，可能在无形中加剧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对政策的公平性目标构成了深刻的挑战。

关键词：“双减”政策，影子教育，地下市场，教育焦虑，社会再生产

一、引言

二零二一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份被称为“双减”的纲领性文件，以其前所未有的力度，对中国持续多年的校外培训热潮进行了系统性的规制。政策的核心目标，旨在回归教育公益属性，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并促进教育公平。一时间，规模庞大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或被取缔，或被迫转型，整个教培行业经历了颠覆性的结构重塑。这一改革，无疑是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史上一次深刻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干预。

然而，一项宏大的公共政策在现实社会中的落地，其过程往往充满了复杂性与非预期性。在“双减”政策的强力推进之下，一个看似悖论的现象悄然浮现并迅速蔓延：公开、合法的学科类补习市场基本消失，但一个隐蔽的、非正式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课外补习“地下市场”却应运而生，甚至在某些群体中呈现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态势。从“一对一上门家教”到“高端住家教师”，从伪装成“非学科”名义的“素养课”到利用线上会议软件进行的“私密直播课”，补习的需求与供给，似乎并未因政策的禁令而消失，而是从“地上”转向了“地下”，从“公开”转向了“私密”，从“标准化”转向了“定制化”。

这一现象的现实意义与深刻性，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强力国家干预、市场逻辑与深层社会文化观念三者之间复杂博弈的绝佳窗口。当国家试图通过行政力量，为基础教育“减负”与“祛魅”时，为何补习的需求依然如此“刚性”？这背后是怎样一种深刻的社会焦虑在驱动？当大型教培机构的组织形态被瓦解后，其供给能力是如何以一种新的、更为原子化的形态得以延续的？这个新兴的“地下市场”，其具体的运作模式、交易逻辑与信任机制是怎样的？更重要的是，这一市场的形成，对“双减”政策旨在促进的“教育公平”目标，究竟是起到了助推作用，还是在更隐蔽的层面上，构成了新的、更为严峻的挑战？因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双减”政策之后，家庭课外补习“地下市场”得以生成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一市场的供需双方是如何进行策略性互动与资源匹配的？其运作机制呈现出何种新的特征？最终，这一地下市场的存在与发展，对中国的教育生态与社会分层，可能产生何种深远的影响？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一隐蔽市场的深入质性探究，超越对政策本身的简单评判，揭示其在特定社会结构与文化情境下，所引发的复杂社会后果与深刻的治理困境。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引言之后将系统梳理相关领域的理论文献；随后阐述本研究采用的质性研究方法；核心部分将对研究发现进行呈现与深入讨论；最后进行总结与展望。

二、文献综述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构建于教育社会学中的“影子教育”理论、社会分层与再生产理论，以及公共政策研究中的政策执行与“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