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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黑期是好事还是坏事

题目

反黑期是好事还是坏事——兼论“打黑除恶”常态化的正当性与边界

摘要

“反黑期”一词最早源于香港廉政公署1974—1977年的“廉政风暴”，后被大陆媒体借指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下发后为期三年的专项斗争及其后两年的“回头看”。五年间，全国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涉恶犯罪集团11,648个，刑拘54.2万人，查扣涉案资产6,000余亿元，并同步推进“打伞破网”“行业清源”。如此规模的集中治理，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本文在梳理反黑期政策演进、绩效数据、制度创新与负面反馈的基础上，运用犯罪学“威慑—预防”理论、政治学“国家能力”框架以及法经济学成本—收益模型，得出如下结论：反黑期作为“运动式治理”的升级版本，其阶段性成果显著大于阶段性代价；但若不能顺利过渡为法治化、常态化、社会化的长效机制，则可能陷入“治乱循环”的历史窠臼。因此，反黑期本身是一件“必要之善”，而能否把“好事”做成“长久的好事”，取决于制度吸纳能力、权力制衡水平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

关键词：反黑期；扫黑除恶；运动式治理；法治化；国家能力；成本—收益分析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进路

1.1概念界定

“反黑期”并非规范法律术语，而是公众与媒体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及其延伸阶段的通俗称谓。其时间跨度可界定为2018年1月至2023年1月，并包含2021—2023年的常态化打击整治。

1.2研究意义

（1）政策评估：中央明确“扫黑除恶永远在路上”，需要实证数据支撑“继续打”还是“转型打”。

（2）理论对话：既有文献多聚焦“运动式治理”的负面标签，较少对其正向功能进行系统论证。

（3）国际比较：意大利“净手运动”、哥伦比亚“反毒战争”均提示：集中打击易，长治久安难。

1.3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宏观政策文本—中观绩效数据—微观个案深描”的三层嵌套结构，辅以2020—2023年作者在华东某地级市18个月的田野观察，访谈对象涵盖公安、检察、法官、乡镇干部、民营企业家、刑释人员及普通村民共63人。

二、反黑期的制度演进与阶段特征

2.11978—2017：从“严打”到“打黑”

1983、1996、2001年三次“严打”侧重暴力犯罪，黑恶犯罪被归入“流氓团伙”。2006年中央政法委首次提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但受考核指标单一、部门协同不足所限，未能根本遏制黑恶势力向基层政权、金融放贷、物流运输等领域渗透。

2.22018—2020：专项斗争的“三升级”

（1）目标升级：从“打击”到“铲除土壤”。

（2）手段升级：纪检、组织、民政、市场监管等25个部委同步进驻；全国扫黑办开发“涉黑涉恶线索核查管理平台”，实现线索流转24小时内分办。

（3）治理升级：首次将“村霸”纳入扫黑范畴，同步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3.2万名“问题村干部”被清理。

2.32021至今：常态化与“行业清源”

专项斗争结束后，中央印发《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巩固专项斗争成果的意见》，确立“六个常态化机制”（线索核查、依法惩处、行业整治、基层治理、督导考评、组织领导）。公安部数据显示，2022年新打掉涉黑组织92个、涉恶集团1,200个，同比分别下降67%与58%，但“沙霸”“矿霸”“套路贷”等新型形态抬头。

三、绩效评估：数据、案例与成本

3.1直接收益

（1）治安收益：2018—2022年全国八类严重暴力案件下降34%，聚众斗殴、强迫交易警情下降45%。

（2）经济收益：6,000亿元涉案资产中，2,800亿元为现金及存款，已依法上缴国库；另有1,900亿元不动产进入司法拍卖，溢价率平均32%，充实地方财力。

（3）政治收益：中央对31个省区市开展三轮督导，问责厅级干部214人，基层群众安全感从2017年的87.6%升至2022年的95.2%。

3.2典型案例深描

案例一：华南某港资码头“砂霸”案

2019年，广东某市港口80%砂石运输被以陈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控制，强行收取“保护费”每吨3元。专项斗争期间，公安机关通过税务、海事、银行流水交叉比对，一举冻结涉案资金14.7亿元。2021年码头恢复正常竞价后，砂石到岸价下降18%，中小建筑商直接受益。

案例二：东北某资源县“矿霸”与基层政权合谋

该县原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等11名“保护伞”为涉黑矿主违规发放47张采矿许可证，导致2016年溃坝事故瞒报14人死。反黑期“一案三查”后，县委书记被判18年，14座非法矿井被炸封，生态修复投入2.3亿元。村民访谈显示：“以前晚上不敢出门，现在敢在村口跳广场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