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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后地下家教市场的道德经济与父母焦虑转移

摘要：双减政策作为一项旨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重大国家干预，重塑了中国的教育生态。政策的初衷之一是缓解广大家长的教育焦虑。然而，随着合法合规的教培机构被全面取缔，由高考独木桥和内卷文化所驱动的刚性补习需求并未消失，而是迅速转入地下，催生了一个隐蔽的、高风险的、原子化的家教市场。本文旨在运用道德经济与焦虑转移的理论框架，对双减后地下家教市场的运作逻辑与父母焦虑的形态变迁进行社会学分析。本研究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与网络民族志的方法，以主流媒体的深度报道、网络家长社区的匿名讨论为分析文本。研究发现，地下家教市场并非一个纯粹的黑市，而是一个基于特定道德经济的共同体。其参与者（父母与教师）共享着一种反政策的正当性叙事，即认为在升学体制未变的前提下，为孩子补课是父母更高的道德责任。这个市场以熟人推荐的社会资本为唯一的信任机制，其风险溢价驱动的高昂价格被视为合乎情理的交易。与此同时，双减政策并未消除父母的焦虑，而是使其发生了深刻的转移：焦虑从教育消费者在开放市场中的选择焦虑与性价比焦虑，转变为地下活动参与者的搜索焦虑（如何找到资源）、风险焦虑（是否会被举报）和功效焦虑（高价tutors是否有效）。这种新型焦虑更具个体化、隐蔽性和高压性。本文的结论是，单纯的供给侧封堵未能解决由需求侧结构性压力（选拔体制）所引发的根本焦虑，反而催生了一个更不平等、更具风险的道德亚市场，并使父母的焦虑内化为一种更沉重的个体责任。

关键词：双减，地下家教，道德经济，父母焦虑，教育内卷

一、引言

双减政策的雷霆落地，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教育领域最具震撼力的事件。这项旨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强力国家干预，以其空前的决心和力度，几乎在一夜之间终结了中国蓬勃发展近二十年的校外培训产业。大型教培机构纷纷转型或倒闭，资本黯然退场，一个喧嚣的、公开的、市场化的教育第二战场似乎就此归于沉寂。政策的制定者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愿景：将孩子们从繁重的课业中解放出来，让教育回归校园主阵地，重塑健康的教育生态，并从根本上缓解弥漫于全社会的教育焦虑。

然而，政策的推行，如同将一块巨石投入湖中，虽然平息了表面的波浪，却搅动了深层的暗流。一个几乎与政策同步发生的现象是，公开的、集体的补习班消失了，隐蔽的、一对一的地下家教却开始野蛮生长。从高端家政、住家教师，到育儿咨询、棋类陪练，各种换装的补习形式，以更高的价格、更隐蔽的方式，在精英与中产阶层家庭中悄然延续。这清晰地表明，只要以高考为核心的单一化选拔体制与唯学历论的社会价值根基不变，内卷的压力便无法消除，家长对子女落后的恐惧便无法平息，对补课的刚性需求便无法被一纸禁令所清除。

这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社会现实，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学问题。当一个合法的、受监管的市场被强行关闭，其需求转入地下时，这个地下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在没有了品牌、广告和公开评价的失范状态下，交易双方（家长与教师）是如何建立信任的？他们如何设定价格？又是如何合理化自身这种违规行为的？更重要的是，本应被双减所治愈的父母焦虑，在新的生态下，是真的消失了，还是仅仅改变了其表现形态？

因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第一，在双减政策的高压监管下，地下家教市场赖以维系的社会规范与价值共识是什么，即其道德经济的内在逻辑是怎样的？第二，双减政策是如何重塑父母教育焦虑的形态、对象与内涵的，即这种焦虑发生了怎样的转移？本研究的目标，正是试图超越对双减政策本身的价值评判，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运用道德经济的理论透镜，去解码这个新生地下市场的运行规则，并深入分析父母焦虑在这一新情境下的变形记。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将系统梳G理关于双减政策、教育焦虑与道德经济的相关文献；其次，阐明本研究所采用的质性研究方法；主体部分将深入剖析地下家教的道德经济形态与父母焦虑的转移机制；最后，文章将对全文进行总结，指出研究的局限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二、文献综述

本研究的理论对话，建立在对双减政策研究、中国家庭教育焦虑研究以及道德经济理论三个核心知识领域的交叉审视之上。

首先，关于双减政策的既有研究，是本研究的直接出发点。自政策出台以来，学术界迅速跟进，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层面：一是政策影响的宏观评估。这类研究多从教育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出发，分析政策对教培行业市场出清的经济后果，或评估其在减轻学生显性负担（如作业时间）方面的成效。二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回归研究。探讨双减后，学校（特别是公立学校）如何通过课后延时服务、提升教学质量等方式来接住家长的需求。三是政策执行的困境研究。分析政策在落地过程中遭遇的软抵抗，如学校与教师的消极应对、家长转明为暗的补课等。这些研究的贡献在于，它们迅速勾勒出了双减政策的全景与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