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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女主古言中的女性主体性与消费主义共谋

摘要

大女主古言作为当代中国网络文学与影视改编中最具影响力的类型之一，其叙事核心普遍宣称是展现女性在古代父权制压迫下的觉醒与抗争，追求独立自主的女性主体性。然而，这种主体性的呈现方式却常常陷入一种可疑的模式，即通过升级打怪式的个人奋斗，不断积累美貌、才华、男性宠爱乃至政治权力等资产，最终实现个体式的成功。本文旨在超越赋权或保守的二元评价，引入文化批评与消费主义理论，探讨大女主古言中所标榜的女性主体性，是如何与现代消费主义的内在逻辑形成共谋的。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选取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大女主古言作品进行深度剖析。研究发现，这些文本中的女性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伪主体性。其一，它将女性自我塑造为一种可经营的企业，其成长逻辑等同于资产的积累与增值；其二，它将权力，尤其是父权体系内的最高权力（如皇后、太后），商品化为一种可供争夺的终极奢侈品，从而消解了对体制本身的批判；其三，它将爱情处理为一种价值交换，女性的独特性成为其在婚恋市场上的议价筹码。本文认为，大女主古言的这种叙事策略，本质上是将前现代的宫斗或宅斗，包装为一场符合当代新自由主义与消费主义精神的个体逆袭神话。它成功地捕获了当代女性的赋权渴望，但又将其安全地引导向一种可供消费的、个体化的、非政治性的爽感体验，从而完成了女性主体性话语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度共谋。

关键词：大女主古言女性主体性消费主义共谋

引言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图景中，以网络文学为源头、席卷影视改编的大女主古言浪潮，无疑是十余年来最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之一。从《甄嬛传》、《芈月传》到《延禧攻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些作品以其宏大的叙事、精美的服饰和激烈的戏剧冲突，牢牢占据了大众的文化视野，并主要吸引了庞大的女性受众群体。与传统才子佳人或闺怨叙事中被动、柔弱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大女主古言的核心承诺，是提供一个强大的、积极主动的女性主人公。她通常出身平凡或身处逆境，但凭借自身的智慧、坚韧与谋略，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古代社会中，一路升级打怪，最终登上权力、地位或情感的顶峰。

这种叙事模式的流行，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它精准地呼应了当代中国女性日益觉醒的主体意识。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地位的普遍提高，她们渴望在文化产品中看到不再依附于男性、能够主宰自身命运的女性形象。大女主似乎为这种渴望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想象性出口。她们的逆袭之路，被解读为对古代父权制的反抗、对个体价值的追求，以及女性主体性的高扬。

然而，在这种赋权的高光之下，一个深刻的矛盾也逐渐浮现。这些女主角的主体性是如何实现的？仔细审视其叙事内核，我们不难发现，她们的成功路径并非指向对父权制度本身的颠覆或改造，而是表现为对该制度内部稀缺资源的极致占有。她们的成长，被高度量化为一系列资产的获取：更胜一筹的美貌、冠绝后宫的才艺、旁人不及的圣宠、乃至最高的政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女性大多被描绘为零和博弈中的竞争者，而非命运共同体。这种以个体竞争、自我经营、资产积累和排他性占有为核心的逻辑，与现代消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个体奋斗神话，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结构同构性。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大女主古言中所呈现的女性主体性，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被现代消费主义逻辑所收编和改造的伪主体性？这种看似前现代的古风叙事，是如何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达成共谋，从而将一种具有潜在批判性的女性议题，转化为一种安全、可供市场流通的文化商品的？本文的研究目标，即是深入剖析这一共谋关系的具体运作机制。本文将首先梳理相关文献，随后阐明所采用的文化批评与文本分析方法，接着将重点从自我企业化、权力商品化和情感交换论三个维度，系统论证大女主叙事如何将女性主体性纳入消费主义的框架，并最终探讨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层意识形态功能。

文献综述

围绕大女主古言的研究，需整合三个领域的学术成果：网络文学与大女主现象研究、女性主义与主体性理论，以及消费主义与文化批评。

首先，在网络文学与大女主现象研究领域，学者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类型的崛起及其社会文化内涵。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其作为爽文的类型特征，分析其如何通过金手指、复仇、逆袭等情节，为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提供即时的情感满足与心理补偿。随着研究深入，学者们开始探讨其与现实社会心态的关联，指出大女主的奋斗史，反映了当代女性在现实职场与社会竞争中所面临的压力与焦虑，其宫斗或宅斗逻辑被视为现代办公室政治的隐喻。部分批评者也指出了其思想的局限性，如大女主的成功最终仍需依赖男性权力（如皇帝）的认可，其胜利是以牺牲其他女性为代价的，本质上仍是父权制下的内卷。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文本解读基础。

其次，在女性主义与主体性理论领域，学者们对主体性的界定经历了复杂的发展。从早期寻求与男性同等的政治经济权利，到后期强调女性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