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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齐林斯卡娅生命之后对生物技术伦理前置性批判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现代生命伦理学的传统范式，主要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康德式主体预设之上，其核心任务是通过原则主义（如自主、有益、不伤害、公正）来管理和裁决由生物技术引发的伦理困境。然而，随着新媒体、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和合成生物学的迅猛发展，人、动物与机器，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框架已然捉襟见肘。本文旨在通过理论分析与概念重构的研究方法，系统性地阐释乔安娜·齐林斯卡（JoannaZylinska）的媒介-哲学批判，是如何对传统生命伦理学的基础预设，构成了一场深刻的前置性批判的。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齐林斯卡将传统生命伦理学本身，诊断为一种生命政治的媒介。这种媒介的功能，是执行一种切割的操作，即在生命/死亡、人类/非人类之间划定界限，从而服务于对生命的治理。她通过媒介考古学的方法，解构了作为伦理根基的人类主体，指出其不过是一个历史的、排他性的技术-话语建构。作为替代，她动员了列维纳斯与德里达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将责任置于存在之前，主张伦理的召唤来自他者（无论其是人类、动物、机器或生态），从而前置性地瓦解了传统生命伦理学谁有资格获得伦理考量这一生命政治式的提问。本文的主要结论是，齐林斯卡的批判，并非旨在提供一套新的伦理规则，而是旨在重置伦理思考的操作系统。它将伦理的焦点，从人类的决策，转向了在一个技术高度纠缠的生命之后的时代，对万物的关系性所负有的无限责任。

关键词：乔安娜·齐林斯卡，生命伦理学，媒介哲学，非人类中心主义，生命政治

二、引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的时代。从基因编辑到人工智能，从合成生物学到全球性的数字监控，技术不再是外在于生命的被动工具，而是成为了生命得以构成、延续和演化的内在条件。这种深刻的纠缠，使得传统的人文主义观念，特别是人与非人、自然与人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划分，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回应技术挑战而生的生命伦理学，其自身的理论根基也开始松动。

传统的生命伦理学，特别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以原则主义（如博尚和钱德勒斯的四原则）为主导的范式，其核心预设是一个自由的、理性的、自主的人类主体。其伦理任务，被设定为一种管理和裁决，即如何在复杂的医疗和技术情境中，保护人类的尊严与自主权，平衡利益与风险。然而，当技术挑战的不再是某个具体的人类利益，而是人类这个范畴本身的稳定性时，这种伦理框架便显得力不从心。例如，我们应当如何处理一个具有高度智能的人工智能的权利问题？我们又该如何面对通过基因编辑，而从根本上重塑了人类概念的后人类？传统生命伦理学在这些问题面前，要么陷入沉默，要么只能给出循环论证式的、捍卫人类现状的保守回答。

正是在这一深刻的理论困境中，以乔安娜·齐林斯卡为代表的媒介哲学家和后人类思想家，发动了一场更具根本性的前置性批判。这种批判，不再是与传统生命伦理学协商在何处划界，而是要质问这种划界行为本身的合法性与暴力性。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乔安娜·齐林斯卡的媒介-哲学路径，是如何系统性地解构传统生命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根基的？她所提出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又如何在生命之后（即人类例外论终结之后）的时代，为我们思考生物技术的未来，提供一种前置性的伦理奠基？

本研究的目标，在于通过对齐林斯卡的核心文本（特别是《新媒体时代的生命伦理学》）进行深度的理论重构，系统性地阐发其批判逻辑与伦理建构。本文将致力于揭示，齐林斯卡的工程，其本质是将生命伦理学从一种人类事务的管理技术，转变为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媒介哲学。本文的研究内容将围绕三个核心层面展开：首先，分析齐林斯卡对传统生命伦理学的媒介考古学诊断，揭示其作为生命政治媒介的切割功能；其次，重构其对伦理学的人类主体的解构；最后，系统论证其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是如何通过无限责任的前置，来为生物技术时代提供一种新的伦理操作系统的。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其次阐明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方法；再次，作为论文核心，将从上述三个层面深入剖析齐林斯卡的奠基性批判；最后，在结论中总结全文，评估其理论贡献与局限。

三、文献综述

乔安娜·齐林斯卡的理论，坐落于当代哲学中三个关键思潮的交汇处：传统生命伦理学及其批判、生命政治理论，以及后人类主义与新物质主义的伦理转向。

第一个脉络是传统生命伦理学的范式及其局限。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主流生命伦理学在英美世界迅速发展，并确立了以原则主义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即以自主、有益、不伤害和公正四项原则，作为解决具体医疗和科研困境的通用指南。这一范式因其清晰性、可操作性，而在临床和政策制定中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对其的批判也从未停止。批评者指出，这种原则主义过于形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