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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专门教育，从源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的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远发展。近年来，尽管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个别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仍偶有发生，暴露出部分未成年人在法治观念、心理素养、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专门教育作为针对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特殊教育形式，是从源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关键防线”。加强专门教育，不仅能帮助“问题未成年人”纠正偏差行为、重塑正确价值观，更能筑牢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第一道堤坝”，为他们的人生重新指引方向。

明确专门教育定位：从“惩戒导向”转向“教育挽救”，守住预防犯罪的“早期关口”

长期以来，部分人对专门教育存在“等同于惩戒”“标签化管理”的误解，导致专门教育的价值未被充分发挥。事实上，专门教育的核心定位应是“教育为主、惩戒为辅”，聚焦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问题萌芽期”，通过科学干预避免不良行为向犯罪行为转化。

精准界定教育对象，避免“过度干预”与“干预不足”

专门教育的对象并非所有未成年人，而是存在“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群体——前者包括旷课逃学、打架斗殴、沉迷网络等，后者包括结伙滋事、多次偷窃、吸食毒品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界定）。需建立“分级评估机制”：由学校、社区、公安机关联合组成评估小组，通过日常行为观察、心理测评、家庭访谈等方式，精准判断未成年人行为偏差程度，避免将轻微调皮捣蛋的未成年人纳入专门教育，也防止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放任不管”。例如，对于多次参与校园欺凌但未构成违法的未成年人，可通过短期专门教育课程矫正其暴力倾向；对于有盗窃行为但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可纳入专门教育基地进行集中教育，避免其因“第一次违法未被干预”而陷入犯罪泥潭。

厘清专门教育与其他教育的边界，形成“阶梯式干预体系”

专门教育不是孤立的“特殊教育”，而是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矫治教育衔接的“中间环节”：普通教育负责常态化育人，专门教育负责干预“偏差行为”，矫治教育（针对已犯罪未成年人）负责惩戒与改造。三者需形成“阶梯式衔接”：当普通学校发现学生存在不良行为且多次教育无效时，应及时向专门教育机构提出建议；专门教育机构通过阶段性教育，对行为改善明显的未成年人，可将其送回普通学校或转入职业教育学校；对经专门教育仍无明显改善、存在犯罪风险的未成年人，再由司法机关依法介入。这种“阶梯式干预”既能避免未成年人因“小错不纠”演变成“大错”，也能防止因“一刀切”式惩戒导致其产生对抗心理，真正实现“教育挽救”的初衷。

完善专门教育内容：聚焦“法治+心理+行为+技能”，构建预防犯罪的“综合教育体系”

未成年人产生不良行为甚至犯罪行为，根源往往是多方面的：法治观念淡薄导致“不知违法”，心理失衡导致“冲动行事”，行为缺乏规范导致“肆意妄为”，缺乏谋生技能导致“铤而走险”。专门教育需针对这些根源，构建“四位一体”的教育内容体系，从思想到行为、从心理到技能全面赋能。

强化法治教育，让未成年人“知法、懂法、畏法”

法治教育是专门教育的核心内容，需摒弃“简单说教”模式，采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互动体验”的方式，让未成年人真正理解法律的边界与后果。例如：通过分析未成年人盗窃、聚众斗殴的真实案例，讲解《刑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违法后果”的规定，打破“未成年人违法不用担责”的错误认知；组织模拟法庭活动，让未成年人分别扮演法官、检察官、被告人，亲身体验“违法受审”的过程，直观感受法律的严肃性；邀请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人）现身说法，讲述自己从“不良行为”走向犯罪的经历，用真实教训敲响警钟。此外，还需结合未成年人生活场景，开展“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网络诈骗的识别与防范”“家庭暴力的应对”等专题教育，让法治意识融入未成年人的日常行为。

加强心理疏导，化解未成年人的“心理危机”

许多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背后隐藏着心理问题：父母离异导致的孤独感、学习压力引发的焦虑感、被同学排挤产生的报复心理等。专门教育需配备专业心理教师，为每位未成年人建立“心理档案”，通过个体咨询、团体辅导、艺术治疗（绘画、音乐）等方式，化解心理症结。例如：针对因家庭矛盾产生叛逆行为的未成年人，开展“家庭亲子沟通”团体辅导，邀请家长参与，帮助修复亲子关系；针对有暴力倾向的未成年人，通过“情绪管理训练”，教他们识别愤怒、焦虑等情绪，掌握“深呼吸调节”“积极倾诉”等情绪疏导方法，避免因冲动引发违法行为。同时，需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需求”，通过组织体育活动、兴趣小组（书法、手工），让他们在积极参与中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