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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化疗恶心呕吐控制

引言

肿瘤化疗是癌症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化疗过程中伴随的恶心呕吐症状,常被患者称为“最难以忍受的副作用”。这种被称为“化疗相关性恶心呕吐(CINV)”的反应,不仅会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导致食欲下降、营养不良,甚至可能引发脱水、电解质紊乱等并发症,更严重的是,部分患者会因无法耐受症状而拒绝继续治疗,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和生存预后。因此,科学、系统地控制化疗恶心呕吐,是提升肿瘤综合治疗质量的关键环节。本文将从基础认知、控制策略到全周期管理,逐层深入探讨这一临床难题的解决路径。

一、化疗恶心呕吐的基本认知

(一)定义与分类

化疗相关性恶心呕吐(CINV)是指由化疗药物引发的恶心(上腹部不适、欲吐感)和呕吐(胃内容物经口强力排出)的一组症状群。根据发生时间和特点,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急性恶心呕吐,多在化疗后24小时内出现,高峰通常在用药后1-2小时,与化疗药物直接刺激胃肠道黏膜、激活呕吐反射通路密切相关;

第二类为延迟性恶心呕吐,发生于化疗24小时后,可持续数天,常见于顺铂、环磷酰胺等长半衰期药物治疗后,其机制涉及中枢神经递质的持续释放和胃肠道功能紊乱;

第三类是预期性恶心呕吐,属于条件反射性反应,多发生在既往化疗中恶心呕吐控制不佳的患者身上,可能因治疗环境、气味甚至想到化疗而触发,本质是心理因素与生理反应的交互作用;

第四类为突破性恶心呕吐,指在规范使用预防药物后仍出现的症状,提示需调整干预方案。

(二)发生机制:从外周到中枢的双重刺激

要理解恶心呕吐的发生,需从“外周-中枢”双重通路分析。

外周机制中,化疗药物会损伤胃肠道黏膜,尤其是小肠上段的嗜铬细胞,导致其释放5-羟色胺(5-HT)。5-HT与肠道黏膜下神经丛的5-HT3受体结合,通过迷走神经将信号传递至延髓的呕吐中枢;同时,部分化疗药物直接刺激胃肠道平滑肌,引发逆蠕动,加剧恶心感。

中枢机制则涉及多个神经递质系统:一是延髓的化学感受器触发区(CTZ),此处缺乏血脑屏障,化疗药物或其代谢产物可直接刺激CTZ中的多巴胺D2受体、5-HT3受体和神经激肽-1(NK-1)受体,激活呕吐中枢;二是大脑皮层的高级中枢,通过情绪、记忆等心理因素间接诱发呕吐(如预期性反应);三是前庭系统,部分患者可能因药物影响平衡觉而加重症状。

这些机制相互交织,形成了复杂的呕吐反射网络,也提示控制恶心呕吐需针对不同通路协同干预。

二、药物控制的核心策略

(一)经典药物分类与作用特点

针对不同的作用靶点,目前临床常用的止吐药物可分为以下几类:

5-HT3受体拮抗剂:是急性恶心呕吐的一线用药。其通过选择性阻断胃肠道和CTZ的5-HT3受体,切断外周信号向中枢的传递。代表药物包括昂丹司琼、格拉司琼等,对顺铂、阿霉素等高致吐性药物引发的急性呕吐控制率可达70%-80%,但对延迟性呕吐效果有限。

NK-1受体拮抗剂:主要针对P物质(由神经激肽-1受体介导的神经递质),可同时抑制中枢和外周的呕吐信号。这类药物(如阿瑞匹坦、福沙匹坦)对延迟性呕吐效果显著,尤其与5-HT3受体拮抗剂联用时,能覆盖急性和延迟性两个阶段的症状。

糖皮质激素(以地塞米松最常用):通过抑制前列腺素合成、降低血管通透性,减轻胃肠道黏膜炎症反应,同时可能调节中枢神经递质释放。其单药对中低致吐风险化疗有效,与其他药物联用可增强整体疗效。

多巴胺受体拮抗剂(如甲氧氯普胺):主要作用于CTZ的D2受体,但因可能引发锥体外系反应(如肌肉震颤),目前更多作为二线药物,用于其他方案效果不佳时的补充。

其他药物:如苯二氮?类(劳拉西泮)可缓解焦虑,用于预期性恶心呕吐;抗组胺药(如异丙嗪)通过抑制前庭系统活动,辅助控制部分患者的症状。

(二)联合用药方案:基于致吐风险的分级管理

临床实践中,化疗药物的致吐风险被分为高、中、低、极低四个等级(如顺铂属于高致吐风险,紫杉类多为中低风险)。根据风险等级制定个体化的联合用药方案,是提升控制效果的关键:

高致吐风险化疗:需采用“三药联合”方案,即NK-1受体拮抗剂+5-HT3受体拮抗剂+地塞米松。例如,接受顺铂治疗的患者,化疗前1小时静脉给予5-HT3受体拮抗剂,同时口服NK-1受体拮抗剂,地塞米松分化疗前和化疗后两天使用,覆盖急性(24小时内)和延迟性(24小时后)阶段。

中致吐风险化疗:推荐“两药联合”,即5-HT3受体拮抗剂+地塞米松,部分患者可加用NK-1受体拮抗剂(如既往控制不佳者)。

低致吐风险化疗:单用地塞米松或5-HT3受体拮抗剂即可。

极低致吐风险化疗:通常无需常规预防用药,仅在患者既往有严重反应时给予临时处理。

这种分级策略既避免了过度用药(减少副作用),又确保了关键节点的干预力度。

(三)特殊人群的药物调整

部分患者因年龄、肝肾功能或合并症,需对止吐方案进行个体化调整:

老年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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