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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没有签合同

在当前职场环境中，“编制”与“合同”作为劳动关系的两大核心要素，本应相互依存、互为保障，却时常出现“编制没有签合同”的特殊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孤例，而是广泛存在于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乃至部分民营企业中，其背后交织着制度惯性、管理漏洞与法律认知偏差，既影响劳动者权益的实现，也为用人单位埋下潜在风险。

一、“编制没有签合同”的现实图景

“编制”概念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事管理制度，通常与稳定的岗位、财政拨款的薪资及特定的晋升渠道挂钩。在传统认知中，一旦进入编制体系，劳动者便等同于获得“铁饭碗”，合同似乎成为冗余的形式。这种观念在机关事业单位尤为突出：部分单位以“编制内人员无需签合同”为由，仅通过入职审批、档案管理等内部流程确立劳动关系，甚至将《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束之高阁。例如，某县级事业单位2023年公开招聘的10名“事业编制人员”中，有6人未签订书面合同，单位人事部门解释称“编制本身就是保障，合同只是走个形式”。

国有企业中也存在类似情况。部分央企或地方国企在接收退伍军人、安置职工子女时，常以“内部编制”为由简化签约流程，甚至仅口头约定岗位与薪资。某能源类国企人力资源负责人曾坦言：“对于‘世袭’岗位或政策性安置人员，我们很少主动签订合同，大家默认‘编制比合同更可靠’。”

民营企业中的“编制”则更多表现为“隐性编制”。一些头部企业为吸引人才，推出“核心编制”“储备干部编制”等概念，却未通过合同明确编制与岗位、薪资的关联。例如，某互联网公司2022年招聘的“技术编制人员”中，30%未签订岗位责任书或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导致后期调岗时双方对“编制属性”产生争议。

二、制度惯性与认知偏差：现象背后的成因

“编制没有签合同”的现象，本质上是传统人事管理模式与现代劳动法律体系碰撞的产物，其成因可归结为三大层面：

制度层面的路径依赖。机关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制度长期以“身份管理”为核心，编制卡、工资介绍信等纸质文件曾是确立劳动关系的唯一凭证。尽管2002年《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已明确要求“事业单位与职工签订聘用合同”，但部分单位仍延续“重编制、轻合同”的惯性，将编制审批视为劳动关系的终极证明。例如，某高校人事档案中，1990年代入职的教师仍有近半数未补签聘用合同，档案内仅有一份1995年的“编制核定表”。

法律认知的双重误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对《劳动合同法》的理解偏差，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用人单位方面，部分管理者错误认为“编制属于行政许可，无需通过合同约束”，甚至将合同视为“对编制权威的挑战”；劳动者方面，则普遍存在“编制比合同更稳定”的误解。某调研显示，82%的编制内劳动者认为“只要有编制，签不签合同无所谓”，仅有18%关注合同中的岗位、薪资条款。

管理成本的隐性博弈。签订书面合同意味着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可能增加用人单位的管理成本。例如，某事业单位若与编制内人员签订规范合同，需细化绩效考核、违约金等条款，这与传统“大锅饭”式管理模式冲突。部分单位为维持管理灵活性，刻意回避合同签订，以便在调岗、降薪时减少法律约束。

三、风险交织：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双重损害

“编制没有签合同”看似“简化流程”，实则为劳动关系埋下多重风险，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造成双向损害。

劳动者权益的悬空状态。书面合同是劳动者主张权利的核心依据，缺失合同可能导致四大权益受损：一是薪资标准不明确，某中学编制内教师因未签合同，绩效工资发放标准完全由学校单方面决定，2023年薪资争议率较签订合同的教师高出40%；二是岗位稳定性缺乏保障，某央企“编制内”技术员因未签合同，被调岗至异地项目时无法依据合同主张岗位不变更权；三是社会保险缴纳基数争议，部分单位以“编制工资”为由降低社保基数，劳动者因无合同约定难以维权；四是解除劳动关系时的经济补偿纠纷，某事业单位辞退编制内人员时，以“未签合同视为临时用工”为由拒绝支付经济补偿金，最终劳动者通过仲裁才获赔。

用人单位的法律与管理风险。对用人单位而言，未签合同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2023年，某省机关事业单位因未签合同引发的劳动仲裁中，用人单位败诉率高达78%，平均每户需支付12万元赔偿金。此外，缺乏合同约束导致管理混乱：某医院编制内医生因未签合同，擅自离职后带走核心病历数据，医院因无法依据合同主张违约金，造成重大损失。

公共资源的隐性流失。在财政拨款的机关事业单位中，“编制没有签合同”还可能导致公共资源浪费。部分编制内人员长期脱岗或“吃空饷”，单位因无合同约定的岗位职责条款，难以依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进行考核与清退。某审计报告显示，某县2022年清理的15名“在编不在岗”人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