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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士人阶层的政治崛起

引言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是一个充满变革与突破的时代。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剧烈震荡，政治格局风云变幻，而最具标志性的历史现象之一，便是士人阶层从西周以来的贵族底层，逐步突破身份限制，登上政治舞台核心，成为推动各国变法、影响天下局势的关键力量。从孔子周游列国“求仕”的艰辛，到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的雷厉风行；从苏秦“锥刺股”苦读终佩六国相印，到稷下学宫学者“不治而议论”的参政模式，士人的政治身影贯穿战国二百余年。他们的崛起，不仅重构了战国政治的权力结构，更塑造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底色，成为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转型的重要线索。

一、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士人崛起的历史前提

（一）宗法制度的松动与贵族阶层的分化

西周至春秋时期，社会结构严格遵循“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宗法等级制度。政治权力由血缘关系主导，形成“世卿世禄”的贵族垄断格局——诸侯、卿大夫的职位与封地均由嫡长子继承，士作为贵族最末等，虽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职责和“受教育”的特权，但上升空间被严格限制，只能依附于卿大夫家族，担任“家臣”或低级官职。

然而，进入战国后，这一体系因多重冲击逐渐瓦解。首先是经济基础的动摇：随着铁犁牛耕的推广，井田制（集体耕作的土地制度）被个体小农经济取代，贵族赖以维持地位的“公田”收入锐减，部分贵族因经济困顿降为“士”甚至平民；其次是战争形态的变化：春秋时期的“贵族战争”（以车战为主，规模小、时间短）转变为战国的“全民战争”（步骑协同、动辄数十万兵力），对兵源和资源的需求迫使各国打破血缘限制，转而依赖能征善战的“军功阶层”；最后是政治秩序的崩溃：春秋“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战国“陪臣执国命”，卿大夫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不断，大量庶子、旁支甚至家臣因参与政变或改革获得权力，进一步削弱了嫡长子继承制的权威。

这种变动直接导致贵族阶层的分化：一部分旧贵族因失去封地和官职沦为“士”，另一部分新兴贵族（如韩、赵、魏三家分晋后的新诸侯）则迫切需要打破旧有秩序。士人群体的来源因此变得多元——既有“下降的士”（破落贵族后代），也有“上升的士”（通过学习或战功从平民中脱颖而出者），这为其政治崛起提供了庞大的人才储备。

（二）私学兴起与知识传播的平民化

在西周“学在官府”的体制下，教育权被贵族垄断，只有少数“国子”（贵族子弟）能进入“辟雍”“泮宫”等官学，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种教育垄断，本质上是维护贵族政治的工具。但到了春秋晚期，随着周王室衰微，官学教师（如乐官、史官）纷纷流散到诸侯或民间，携带典籍与知识“下移”；与此同时，社会对“治国之术”的需求激增，催生了以“授徒讲学”为业的私学。

孔子创办的“杏坛”是私学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他提出“有教无类”的理念，招收“贫且贱”的颜回、“卞之野人”子路等平民子弟，教授“诗书礼乐”等实用知识；墨子则创办“墨学”，以“兼爱”“非攻”为核心，培养擅长军事防御、科技制造的“武士”；到战国中后期，私学更呈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儒家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法家商鞅“少好刑名之学”，纵横家鬼谷子“教授苏秦、张仪”。这些私学打破了贵族对知识的垄断，使“学”从“身份象征”变为“能力资本”：平民通过学习可以掌握“治国、用兵、外交”等技能，获得与贵族竞争的资格；士人群体则因掌握知识，从“武士”（西周的低级贵族战士）转变为“文士”（具备政治、文化能力的知识阶层），为参与高层政治奠定了基础。

二、列国争霸的现实需求：士人崛起的直接动力

（一）变法运动与官僚制度的重构

战国是“争于气力”的时代，七国并立、战争频仍（仅《史记》记载的大规模战役就有200余次），“国不富则无以为强，兵不强则无以为存”成为各国共识。为在竞争中胜出，诸侯们不得不突破“任人唯亲”的旧制，转而“任人唯贤”，通过变法建立以才能为核心的官僚制度，而这一过程的执行者与设计者，正是士人。

魏国李悝变法（战国最早的变法）是典型案例。李悝本是“士”阶层出身，受魏文侯重用后，主持制定《法经》（中国第一部系统成文法典），废除“世卿世禄”，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即按功劳分配俸禄，按能力授予官职；他还推行“尽地力之教”，鼓励农民精耕细作，为魏国积累财富。这些措施使魏国“富国强兵”，成为战国首霸。此后，楚国吴起变法“废公族疏远者”，将原本用于供养贵族的资源转赐“选练之士”；秦国商鞅变法则更彻底，推行“军功爵制”（斩一首爵一级），将爵位与战功直接挂钩，彻底打破“贵族天生尊贵”的观念。这些变法的共同特点是：剥夺旧贵族特权，为士人打开上升通道。据统计，战国中后期各国丞相（最高行政长官）中，出身士或平民者占比超过60%，而春秋时期这一比例不足5%。

（二）养士之风与政治资本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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