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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太学制度与士人培养

引言

漫步于西安汉长安城遗址，残垣断瓦间仍能触摸到两千年前的温度。当我们的目光穿过历史的尘埃，会发现一座特殊的“学术殿堂”——太学，正以其独特的姿态，串联起汉代政治、文化与士人群体的命运。这座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方最高学府，不仅是儒学复兴的策源地，更是汉代士人成长的“孵化器”。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孙弘奏请设立太学，到东汉桓灵年间“诸生三万余人”的盛况，太学用近四百年的时光，完成了从制度草创到体系成熟的蜕变，也在无数士人心中种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种子。

一、太学的诞生：从“无为而治”到“崇儒兴学”的时代选择

1.1汉初教育的“真空期”与社会需求的倒逼

西汉初年，经历秦末战乱与“挟书律”的摧残，文化教育陷入低谷。高祖刘邦初得天下时，甚至“不好儒”，曾将儒生长冠当溺器；文景时期虽废除“挟书律”，但黄老“无为而治”思想主导朝堂，官方教育体系几近空白。此时的教育以私学为主：齐地辕固生传《诗》，鲁地申培公授《书》，但这些私学规模小、分散，难以满足大一统王朝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郡县需要懂礼法、明治理的“文吏”，中央需要能“通经致用”的治国之才，而民间读书人的上升通道更是狭窄。

1.2儒学独尊与太学的“应运而生”

汉武帝即位后，时代风向骤变。建元元年（前140年），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核心便是通过官方教育体系推广儒学。他直言：“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这一主张与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统一思想的需求不谋而合。元朔五年（前124年），丞相公孙弘联合太常孔臧等人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免除徭役）”，标志着太学正式设立。从此，“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成为汉代教育的核心纲领。

1.3从“试验田”到“国家工程”的扩张之路

太学初立时规模极小：仅50名学生，由五经博士授课。但随着儒学地位的提升，其规模呈几何级增长：昭帝时增至100人，宣帝时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3000人；到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太学生已达3万余人，“诸生横巷”的盛况甚至需要扩建校舍——洛阳太学遗址出土的夯土基址，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00米，足见其规模之盛。这种扩张不仅是人数的增加，更是太学从“贵族特权”向“平民通道”的转变：西汉时学生多为“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东汉则允许“郡国所举明经”入读，甚至“受业者皆编牒”，只要通过考核即可入学，寒门子弟开始获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

二、太学的制度架构：从“入学门”到“入仕途”的完整链条

2.1入学资格：从“身份”到“才学”的突破

太学的入学资格经历了“双轨制”演变：

其一为“官选”：西汉时由太常（掌礼仪教育的长官）直接选拔18岁以上、仪表端正的青年，称为“博士弟子”；东汉时扩大至“三公、将军、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明经”，即高级官员可推荐“明经”之士入学。

其二为“自荐”：东汉后期允许“自学者”申请，只要通过博士考核即可成为“旁听生”（称“著录弟子”），甚至有“远道而来，担簦负笈”的求学者。这种设计打破了先秦“学在官府”的贵族垄断，正如《后汉书·儒林传》所言：“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

2.2教学体系：“五经为骨，师法为脉”的学术传承

太学的教学内容以“五经”为核心——《诗》《书》《礼》《易》《春秋》，每经设一名博士（东汉后期增至14博士，分属不同学派）。博士不仅是授课者，更是学术权威：西汉《尚书》博士欧阳生，其家族“八世为博士”；东汉《公羊春秋》博士何休，著《春秋公羊解诂》成为经典。教学方式则灵活多样：

大班讲学：博士登坛讲授，学生“侧耳而听”，如东汉经师郑玄回忆：“马融讲《易》，堂下弟子以百数，余立侍左右，不敢稍怠。”

小组讨论：学生分“党”（小组）辩难，《后汉书》载“诸生相与论难，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让胜者”，这种“夺席辩经”的风气培养了思辨能力。

自学研读：太学设有“书库”（东汉称“兰台”），学生可借阅简牍，如张衡在太学“通《五经》，贯六艺”，正是自学与师授结合的成果。

2.3考核机制：“射策取士”与“学而优则仕”的闭环

太学的考核称为“岁试”，每年一次，采用“射策”法——将试题写在简牍上密封，学生抽签解答，类似今日的“抽签考试”。成绩分甲、乙、丙三科：

甲科（高第）：可补“郎中”（皇帝侍从，秩三百石）；

乙科（中第）：补“太子舍人”（太子属官，秩二百石）；

丙科（下第）：补“文学掌故”（地方文教官员，秩百石）。

这种“以考入仕”的制度，让太学生直接与仕途挂钩。西汉名臣匡衡“家贫，佣作以助资用”，却通过太学考试从“丙科”起步，最终官至丞相；东汉王充“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