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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选人用人专项整治个人自查剖析

根据2025年选人用人专项整治工作要求，结合自身岗位职责和近三年参与干部选拔任用、日常管理监督的具体工作实际，我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等法规制度，通过调取近三年干部选拔任用档案32份、查阅日常考察记录18本、访谈干部群众47人次、梳理信访举报台账（涉及选人用人问题线索）6条等方式，全面深入查摆自身在选人用人工作中的短板不足，现将自查剖析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具体表现

（一）政治标准把关存在“表面化”倾向，精准识别能力有待提升。在贯彻落实“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要求时，存在重“痕迹”轻“实质”、重“一时”轻“一贯”的问题。一是政治素质考察指标设置不够科学。近三年参与制定的3次科级干部考察方案中，政治标准部分仅笼统表述为“政治立场坚定、政治素质过硬”，未结合不同岗位特点细化“是否严守政治纪律”“重大事件中政治表现”等具体观测点。如2023年考察某经济部门副职时，对拟任人选在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的具体行动缺乏针对性询问，仅通过“是否参加过主题教育”“学习笔记是否完整”等表层信息判断政治表现，导致1名平时表态积极但在疫情期间落实保供政策打折扣的干部被纳入考察视野（后因民主测评“基本称职”票超过15%未予任用）。二是政治表现印证材料不够扎实。在2024年乡镇领导班子换届考察中，对3名拟提拔干部的政治表现鉴定仅依赖所在单位党组织出具的“情况说明”，未主动调取其近年来在巡视巡察、环保督察、信访维稳等重大任务中的具体表现材料。如对某乡镇党委委员拟任副书记人选，未核查其在2022年某群体性事件中的处置记录，后经补充了解发现其存在“回避矛盾、推诿责任”问题，最终取消任用资格。三是政治谈话质量有待提高。近一年来与分管领域干部开展的12次日常政治谈话中，6次存在“谈工作多、谈思想少”现象，对“八小时外”政治言行、朋友圈政治倾向等敏感问题触及不深。如2025年3月与某新提任股长谈话时，仅询问“业务开展是否顺畅”，未深入了解其在社交媒体转发不当言论的情况（该问题后被群众举报查实，已进行批评教育）。

（二）日常考察机制存在“碎片化”短板，知事识人深度不足。在干部日常了解中存在“急用现找”“以考代察”现象，对干部的长期跟踪和综合研判不够系统。一是日常联系渠道单一。主要依赖年度考核、任职考察等集中性工作接触干部，对干部在重点项目、急难任务中的表现掌握滞后。近三年参与的17次干部调整中，有9次因平时了解不深入，临时增加“蹲点调研”环节，导致考察周期延长。如2024年推荐某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人选时，因平时未跟进其在“亩均论英雄”改革中的具体表现，临时组织3天实地走访，虽最终确定合适人选，但暴露了日常考察的被动性。二是信息整合能力薄弱。未建立完善的干部成长档案，对纪检、审计、信访等部门反馈的信息未能及时汇总分析。近三年共收到纪检监察机关关于干部苗头性问题的函询23次，但仅在考察时才调取相关记录，未将其纳入日常研判。如某科室负责人2023年因违反工作纪律被通报批评，本人虽作了书面检查，但因日常考察未记录该情况，2024年推荐其为副科级后备干部时，考察组通过调阅纪检台账才发现问题，最终调整推荐名单。三是分析研判不够精准。对干部的性格特点、专业特长与岗位匹配度研究不深，存在“看资历多、看潜力少”现象。近三年参与调整的52名干部中，有14名因“人岗不适”在1年内出现工作推进缓慢问题。如2023年将一名擅长文字综合的干部调整到经济发展岗位，因其缺乏项目管理经验，导致分管的招商工作半年未取得突破，后调整回原岗位才逐步发挥优势。

（三）程序执行存在“宽松软”现象，制度刚性落实不够到位。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有时存在“重结果、轻程序”的惯性思维，对关键环节的把控不够严格。一是民主推荐环节存在“简化操作”。2023年某部门中层干部选拔中，因时间安排紧张，将谈话调研推荐和会议推荐合并进行，未按规定“先谈话调研推荐、后会议推荐”，且谈话范围仅覆盖领导班子和科室负责人（应覆盖全体干部职工），导致部分普通职工意见未被充分听取，1名平时群众基础好但未进入谈话范围的干部得票偏低，后经复核调整推荐结果。二是考察公示环节存在“形式化”倾向。近三年共公示干部68人次，其中3次公示内容仅列明“姓名、职务、简历”，未按要求公示“德能勤绩廉”主要表现和举报方式；2次因工作疏忽，公示期仅5个工作日（应不少于5个自然日），虽未造成不良影响，但反映出程序意识不严。三是任前审核存在“走过场”问题。2024年某干部提任时，未严格审核其档案“三龄两历一身份”，仅核对了学历证书复印件，未调取原始学籍档案，后在市委组织部抽查中发现其档案中存在“出生年月涂改未说明”问题，最终暂缓任用并要求本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