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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之\争飞有何可争?

今年3月，复旦大学宣布，2025年文科专业的招生比例将从30%～40%大幅降低至20%。在这之前，清华大学、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取消了法学、哲学、中文等文科专业的招生计划。2023年，中国科技大学撤销了英语、传播学、考古学等本科专业；2024年，东北林业大学撤销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手段最为强烈，直接撤销了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及办公室。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省、各高校的理工专业正在大规模扩招。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今年扩招名额较三年前翻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30%的经管类教室改造为智能驾驶实验室；山东省今年的本科招生计划中，理科专业扩招8000人……

事实上。“既有大楼又有大师”的复旦大学一向以文科教育著称，这里汇聚了全国顶尖的思想学者，四大“王牌专业”里，文科专业更是占据了三个，所以当复旦大学都开始缩减文科招生规模，舆论哗然，“文理之争”再次借着“人工智能元年”的东风甚嚣尘上，成为今年整个高考季热议的话题，也让家长和学生陷入选择和焦虑的漩涡。

那么，文理之争，“争”的究竟是什么？又有何可争？

文科和理科，有用与无用

文理之争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

liberal最通用的翻译是自由。在古希腊，自由人和奴隶有着天壤之别，而博雅教育这个概念正是针对自由民及贵族子弟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功能有高雅和实用之分，高尚而文雅的博雅教育专攻休闲和享受，而为实际利益所驱使的实用教育则是不文雅。“我们教育人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培养能够拥有自由人格的公民。”他主张自由民应当接受博雅教育。

博雅教育的学习科目则由柏拉图奠定基本框架，即“七艺”。“七艺”分别是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经过罗马帝国的整合后，到了中世纪，其已经成为欧洲教会学校的必修课程。从“七艺”不难看出，博雅教育强调的是无用之学，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有用之学，例如物理学、医学、生物学等。博雅教育奠定了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而有用和无用的分解也成为了教育功能的一个永恒争议。演变到今天，文理之争的出发点看似是两种学科的争论，但落脚点还是出于是否有用的“功利性”。

实际上，博雅教育还并未有明确的文理分野，比如“七艺”中的算数和天文就比较接近于现在人们传统意义上的理科概念，文法、修辞、辩证法则属于文科。文理真正开始分离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能够改变人类生产方式的技术发明不断出现，人们发现博雅教育中的算数科目其实很实用，并不是无用之学，于是开始逐渐反思过去的教育体系，教育重心也发生了改变。这一时期，欧洲各大学将博雅教育中偏向理科的学科逐渐独立出来，产生了文学部和理学部，且将建设重点放在理学部。此后，“新康德学派”提出科学分为两种，一种是确立法则的自然科学，比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学、医学等；一种是探究价值的文化科学，比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至此，文科和理科的概念正式形成。

相比于欧洲，从与博雅教育“七艺”有着精神共鸣的儒家“六艺”到中国古代长期的“重文轻理”，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没有明确的文理分科体系。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0年间，中国的大学教学经历了4次断断续续且模模糊糊的分科，而存与废的本质也只是一场政治、经济、思想的博弈，一方面是中体西用的观念依然存在，一方面是西学东渐以及西方工业文明的不断冲击，传统思想与人的觉醒产生矛盾，再加上政治的动荡，使得教育一直处于不断摇摆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急需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实干人才，1952年，中国大学仿照“苏联模式”，展开了一场院系改革，集中力量扩大工科、师范和综合大学理科的规模。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采用文理科分科高考，“两弹一星”“大数据”“信息化”……理科的务实属性也使得它的地位随着社会建设和时代变化“水涨船高”，“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根深蒂固，虽说因外贸和服务业的发展也曾短暂出现过“文科热”，但一直到现在，在大学里学理工科都是主流。

长期的文理分科塑造了两类学科之间的明显差异。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许晓春研究发现，理科生专业学习质量分化情况比文科生更明显，文科生更擅长理论学习和综合分析，而理科生在经济模型理解和分析方法深度应用上更优秀。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社会政策中心主任戴维·戴明则指出，美国的理科专业毕业生比文科学生就业前景更好，收入更高。

就业和收入，这可谓是近几年文理科之间的差异和鄙视链的争议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数据是最好的佐证：国内某招聘平台的数据显示，文科毕业生的Offer获得率连续三年垫底。2023年，甚至有学者提出，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就是文科生太多，我国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