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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魏碑，聆听跨越千年的历史回响

公元398年，北魏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建都，公元494年，迁都洛阳。作为一个在魏晋南北朝乱世中存续了近150年的政权，北魏的国都有96年都在平城。平城作为当时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不仅出现了像道武帝、太武帝、文明太后、孝文帝以及崔浩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留下了以云冈石窟为标志的诸多历史文化遗产，在这里还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书体——魏碑。

作为一种风俗、礼仪和记事的需要，魏碑从根本上见证了整个北魏的历史；与此同时，作为中国书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魏碑是隶楷之变的过渡体，亦具有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平城魏碑作为魏碑之源，完整地保留了魏碑石刻早期的自然率真，气势雄强，风貌朴拙，以其苍厚的艺术风格和浑穆的审美趣尚，呈现出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时代文化意义。

从史到书，窥见一个远去的王朝

1600年前，居于代地、源出大兴安岭嘎仙洞的拓跋鲜卑族，穿越了茫茫森林，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他们以金戈铁马在强胡林立的北方脱颖而出，进而肇建魏于盛乐，后迁都平城称帝，百年间从边陲部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统治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马背民族的豪情与儒家中庸之道的激烈碰撞，胡汉民族融合，文明荟萃，创造了独属于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

公元398年至公元494年，处于平城时代的北魏强大而繁荣。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国强军威，北讨柔然，西征夏国，攻灭北燕、北凉，统一北方，虎视江南。文明太后和孝文帝时期推行的改革加速了拓跋魏的汉化进程，胡风汉韵，生气勃勃。经过几代君主的开拓和经营，平城成为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经济发达，文化兴盛。在这样的社会文化风尚中，平城刊石立碑风起云涌，书法艺术瑰丽多彩。

时光流转，今天存世的魏碑书迹多见于碑碣、墓志铭、造像题记、瓦当等。近几十年来大同也多有重要魏碑书法文物出土或发现。其中，有气势恢宏的帝王南巡颂碑，也有样式各异的贵族官僚墓志，透过这些鲜活的书法文字，不但可以感受到鲜卑人的淳朴简直与纵情豪放，对于考证和研究北魏平城历史地理、姓氏、官制以及佛教发展史等都有重大意义。

其中，墓志铭通常记录墓主人身份及墓葬的具体信息，以防后世“陵谷迁变”，是“各汉人势力或汉化势力入魏侍魏的证明”。诸如此类的志墓砖石文字能够揭示鲜卑拓跋宗室贵族、长期与拓跋氏合作的代北部族、西入东入的凉燕人物、加入代魏政权的中原世族著姓等不同集团和人群的不同葬制和习俗。

功德碑刻是北魏官阶制度逐渐健全、政权逐渐正统化的见证者。如永固陵及北魏宫城范围内不断发现的不同图案和吉语瓦当，从一个侧面反映代魏政权的文化形态和政治信仰，也体现其国力状况和民族精神。

造像题记则展现了当时的佛教信仰。如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对当时北魏平城地区朝野的佛事活动情况及佛教教义提供新的资料，对研究和确定云冈诸窟的开凿分期有所裨益。

平城作为魏碑发祥之地，精品灿烁，俯仰可拾。被称为“平城第一碑”的《皇帝南巡之颂》，简称“南巡碑”，是北魏前期汉字由隶变楷初始阶段的魏碑书体的代表之作。此碑总高度约为350厘米至400厘米的鸿篇巨制大碑，原矗立在笔架山御射台中央，1993年迁至灵丘县觉山寺内。该碑朴厚灵动、笔划严谨、雄健浑穆、骨法洞达，从字体上看结构凝重，呈楷书欹斜状，有的横折则表现出明显的顿挫，体现出北方民族的刚毅性格和以北魏为正统的皇家风尚与气象。

出土于大同市城南智家堡北沙场的北魏明元帝永兴元年（公元409年）“王礼斑妻舆”墓砖、大同城东沙岭村壁画墓太武帝太延元年（公元435年）的破多罗太夫人题记等，见证着魏碑的初创；太武帝太延三年（公元437年）《皇帝东巡之碑》至《司马金龙墓铭》《永固陵碑石残片》，则见证着魏碑的日臻成熟。

撇捺之间，见证魏碑书法成长

魏碑因北魏而立名，缘碑石而成书。以刻为写，刀锋凌厉，笔力遒劲，金石气宇，浑朴厚重。其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兼有隶楷两体之神韵，是书体演变之关键，书法发展之重镇，其意义非凡。欧阳询、褚遂良、李北海、苏东坡、米元章、黄山谷乃至赵孟頫、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等，皆从魏碑中汲取精华，丰其羽翎。清中叶碑兴起，赵之谦、郑板桥、李瑞清，近代于右任诸家纷纷从魏碑脱颖而出，开宗立派。

然而过去书法史提及魏碑，皆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实行“汉化改制”的结果，魏碑实乃洛阳魏碑。历代书学家视“平城魏碑”为魏碑早期不成熟阶段，只是将“龙门体”作为魏碑书法的标志。

近些年来，随着平城魏碑出土发现日益增多，对平城魏碑的研究认识得到很大推进和深化。北魏书法艺术也得到了书法家、理论研究者、史学人士越来越多的关注。

最早倡议“平城魏碑”的是已故大同市史学家、书法家殷宪先生。1987年，殷宪先生的《平城北魏碑刻三种》论文提交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举办的第一次全国北朝史学学术研讨会，论文前的短语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注意，其中重点是，“大同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