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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萌芽阶段（史前至西周时期）

早在夏商周时期，夏代（公元前2100-公元前1600年）制陶、商代（公元前1600-公元前1100年）制铜器皿，为中药调剂、煎煮提供依据。并且在此时期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商代伊尹创制汤液，据记载，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中谓：“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另根据甲骨文记载，甲骨文中与疾病有关的323片，记载疾病40多种。按照生病的部位命名的疾病有：疾首、疾耳、疾目、疾自（鼻）、疾齿、疾腹、疾子等。甲骨文中已出现一些专门的病名，如：疟、疥、蛊、龋等。甲骨文还记载有医治疾病的方法:如针刺、按摩、接骨、拔牙以及药物治疗，并有沐、浴等文字。商代已有管理疾病的小臣，甲骨卜辞中的“小疾臣”，就是既能医治疾病，又从事医疗管理的人。

据《周礼.天官》记载，西周（主要指西周公元前1066-公元前771年）时已有医师分工，记录有医师、食医、疾医和疡医的分工，并且周代已经开始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我国中医药学发展很早，但正式的文字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时代。《诗经》是西周时代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具体药物的书籍。书中收录100多种药用动、植物名称，如苍耳，车前草、桑椹、合欢、瓜蒌、益母草、芍药、枸杞、鲤鱼、蟾蜍等，并记载了某些品种的采集、性状、产地及服用季节等。《山海经》是记载我国玉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我国各地名山大川及物产的一部史地书。它和《诗经》一样，并非药物专著，但却记载了更多的药物，并明确指出了药物的产地、效用和性能，说明人们对药物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山海经》记载药物的统计，各家有所差异，一般认为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动物药67种，植物药52种，矿物药3种，水类1种，另有3种不详何类，共计126种。服法方面有内服（包括汤服、食用）和外用（包括佩带、沐浴、涂抹等）的不同。所治病种达31种之多，包括内、外、妇、眼、皮肤等科疾患。而其中有关补药和预防的记载，反映了当时我国古代预防医学思想萌芽。

夏商周时期卫生保健已有萌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洗脸、洗手、洗脚、洗澡等卫生习惯。甲骨文中已盥、沐、浴、冼等象形文字的出现。公元1935年,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殷王墓中,挖据出壶、盂、勺、盆等全套盥洗用具。这一时期,环境卫生也开始受到重视,建造房屋已注意到对于环境的选择,人们更愿意住在干燥向阳、寒暖适宜,靠近水泉的地方。瓦的使用是西周人的创造,它能排水、防晒、保暖,保护房屋,对人类的卫生保健非常有益。《礼记》中有早晨起来洒扫厅堂与居室的记述,还有灭鼠、灭蛟的记载,“穹室熏鼠”对于预防传染病,保护环境免受污染,有着积极意义。此外,人们开始注意清洁水源,讲究饮水卫生,采取措施防止水源被污染。原始社会就已经开始凿井而饮,到了殷商时期,井凿得更深,人们还经常挖出井中的淤泥和污垢,擦以新水。饮食卫生也有较大的改进,西周时期有专人管理王室的饮食和配膳,用冰冷藏食品。此外良好的饮食习惯开始养成,饮食营养方面的知识,烹饪技术,食品配伍的经验逐渐丰富起来《礼记·礼运》日:“饮食必时”人们开始注意到饮食与四时气候变化的规律,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

虽然说夏商周时代有关我国中医药文化形成的记载较少，但在中医药的发展史上是不可或缺，中医药发展的过渡阶段，为后期中医药迅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