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县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工作专题会议上的讲话.docxVIP

在全县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工作专题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开这个专题会，核心就一个事——下大气力解决农村高额彩礼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但最近走访调研时，我发现情况比想象中更复杂、影响比预估中更深远。昨天在西河镇小庄村，有位60多岁的张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儿子28岁了，相了8次亲，每次女方开口就要20万彩礼，家里种了10亩地、养了5头牛，攒了15年才凑够18万，现在连借钱的地方都找遍了。”还有东山镇一位刚结婚半年的小媳妇偷偷抹眼泪：“婆家为了凑30万彩礼，把老房子抵押了，现在全家挤在两间破土房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哪还有新婚的劲头？”这些场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高额彩礼已经从“婚俗习惯”异化为“家庭负担”，从“面子问题”演变成“民生痛点”，必须下猛药、出实招，打一场综合治理的“攻坚战”。

一、认清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把准“为何治”的逻辑起点

从调研数据看，我县农村彩礼平均水平已从2018年的12万元涨到2023年的18.6万元，其中超过20万元的占比达35%，个别偏远村甚至出现“38.8万+三金+车房”的“天价”。更值得警惕的是三个“连锁反应”：

一是“因婚致贫”现象突出。县乡村振兴局统计，近三年新识别的监测户中，12%的家庭主要致贫原因是“彩礼负债”。很多家庭为凑彩礼，不仅花光毕生积蓄，还要向亲友借贷，甚至借“高息周转金”，债务周期短则5年、长则10年，直接影响子女教育、老人医疗等刚性支出。前几天在南溪镇，有位村支书告诉我：“村里有户人家为了给小儿子凑彩礼，把大儿子准备盖房的钱挪用了，现在兄弟俩因为钱的事闹得不来往，亲情都被‘彩礼’压垮了。”

二是“婚姻功利化”倾向加剧。部分群众把彩礼等同于“婚姻保障金”“家庭地位象征”，甚至出现“按学历要价”（本科生比专科生多3万）、“按职业加码”（公务员比打工者多5万）的畸形现象。县妇联去年调解的237起婚姻矛盾中，41%的纠纷根源是“婚前彩礼约定不清”或“婚后因还债产生矛盾”。更让人担忧的是，一些年轻人把“凑够彩礼”作为结婚的唯一目标，忽视了感情基础和婚姻责任，“闪婚闪离”案例同比上升17%。

三是“不良风气”污染基层生态。高额彩礼背后是攀比心理、面子文化在作祟。有的村民说：“邻居家闺女收了20万，我家闺女要是只收15万，在村里抬不起头。”这种“你追我赶”的风气，让很多家庭“打肿脸充胖子”。更有甚者，个别“媒人”为赚取更高介绍费，故意抬高彩礼标准，从中渔利；一些婚庆公司借机炒作“高价彩礼=体面婚礼”的营销话术，推波助澜。这些歪风邪气如果不及时遏制，不仅损害群众获得感，更会动摇乡村振兴的“精神根基”。

二、深挖问题的复杂性和顽固性，找准“怎么治”的关键抓手

高额彩礼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经济、文化、社会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既要“管当前”更要“管长远”。

第一，抓“思想破冰”，让新风尚取代旧观念。改变陈规陋习，首先要改变“脑子”里的旧思想。一要“精准宣传”。县委宣传部要牵头制作一批“接地气”的宣传产品，比如用方言拍短视频、编快板、画漫画，重点讲清“高额彩礼的法律风险”（比如借婚姻索取财物属违法行为）、“负债结婚的现实危害”（用具体案例算经济账、亲情账）。县融媒体中心要开设“彩礼新风”专栏，每周播放1期“移风易俗家庭故事”，让群众从“旁观者”变“参与者”。二要“阵地渗透”。各村要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广场用起来，每月至少开展1次“红白事新风”主题活动，比如组织“零彩礼夫妻”分享会、“彩礼攀比危害”辩论赛，让群众在参与中受教育。三要“干部带头”。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不仅自己家办婚事要“零彩礼”或“低彩礼”，还要包联3-5户群众，帮助做思想工作。对违反规定的，要在全县通报，取消年度评优资格。

第二，抓“制度约束”，让软倡导变成硬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要完善村规民约。民政局要指导各村修订《红白事管理公约》，明确彩礼上限（建议参照上年度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我县2023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8万元，上限可设为3.6万元）、婚礼规模（比如宴席不超过10桌、每桌不超过500元）、操办流程（必须通过红白理事会备案）。公约制定要“从群众中来”，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避免“一刀切”。二要强化红白理事会作用。每个村要选3-5名德高望重、公道正派的老党员、老干部、乡贤组成红白理事会，赋予其“审核备案权”（婚礼前必须提交彩礼金额、开支明细）、“现场监督权”（婚礼当天检查是否超标）、“评议建议权”（对违反公约的家庭，在村公示栏曝光，取消年度“文明家庭”评选资格）。三要建立“彩礼预警”机制。县民政局、妇联要联合各村建立“婚恋信息台账”，对近期有适婚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