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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货币政策的历史演变

引言

宋代是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金属货币体系在继承前代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纸币作为新型货币形态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信用工具与货币调控手段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创新。从北宋初年铜钱、铁钱并行的基础货币体系构建，到交子、会子等纸币的诞生与推广；从“钱荒”问题引发的政策调整，到南宋时期纸币主导下的货币体系崩溃，宋代货币政策的演变不仅反映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与矛盾，更展现了古代政府在货币调控中的探索与局限。本文将沿着时间脉络，结合经济背景与政策实践，系统梳理宋代货币政策的发展轨迹。

一、基础货币体系的构建：从铜钱主导到铜铁钱并行

（一）北宋初期的铜钱本位制度

北宋建立后，为结束五代十国货币混乱的局面，首要任务是统一货币体系。宋太祖时期即开始铸造“宋元通宝”，确立以铜钱为核心的本位制度。这种选择既因铜钱在汉唐以来的长期流通基础，也与当时铜矿开采技术提升、铸币工艺成熟密切相关。北宋铜钱铸造量极大，据史料记载，宋神宗时期年铸币量最高达五百余万贯，远超汉唐水平。这些铜钱形制统一，铭文规整，重量多为每贯（千文）四斤半左右，含铜量约60%-70%，质量稳定，成为市场交易的主要媒介。

（二）铁钱区的形成与货币分区政策

随着北宋疆域的扩展，货币体系的地域性差异逐渐显现。四川地区因铜矿资源匮乏，加上五代时期后蜀政权已大量使用铁钱，宋太祖平蜀后，为避免铜钱过度流入蜀地导致中原钱荒，采取了“听民自便”的过渡政策，允许铁钱在四川继续流通。至宋太宗时期，正式规定四川地区专用铁钱，禁止铜钱流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首个区域性铁钱流通区。此后，因与辽、西夏接壤的陕西、河东地区为防止铜钱外流，也逐渐被划为铁钱区。这种“铜铁钱分区”政策虽缓解了铜钱短缺压力，但也造成了区域间货币兑换的不便，为后续纸币的诞生埋下伏笔。

（三）货币流通的配套制度

为保障铜钱与铁钱的正常流通，北宋政府建立了一系列配套制度。其一为“钱禁”，严禁铜钱外流至辽、西夏等政权，违者严惩；其二为“禁销钱为器”，禁止将铜钱熔铸成铜器牟利，规定民间铜器需由官方垄断的“铸钱监”制造；其三为“平准物价”，通过官方设立的“市易务”在市场上吞吐货币，调节物价波动。这些制度在北宋前期有效维护了货币体系的稳定，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其局限性也逐渐暴露。

二、纸币的诞生与官方化进程：从民间交子到国家会子

（一）交子的民间起源与早期实践

北宋中期，四川地区因铁钱笨重（大铁钱每贯重25斤，小铁钱每贯重6斤），携带与交易极不便利，民间商人自发创造了“交子”。最初的交子是一种存款凭证，商人将铁钱存入“交子铺户”，铺户开具纸质票券，承诺见票即付铁钱。这种票券因便于携带、兑换可靠，逐渐在市场上流通，成为早期纸币。据记载，当时成都有十六家富商联合经营交子铺，统一票券形制，印有房屋、树木、人物图案及铺户押字，防止伪造。但民间交子缺乏统一监管，常因铺户挪用存款、无法兑付引发纠纷，至宋真宗末年已出现“奸弊百出，狱讼滋多”的局面。

（二）交子的官方接管与制度化

针对民间交子的乱象，北宋政府于宋仁宗天圣元年（约11世纪初）决定将交子收归官办。朝廷在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务”，规定交子由官方发行，每界（期）发行额为125.634万贯，以铁钱36万贯作为准备金（约28.6%的备付金率），界满以旧换新。交子面额固定，分一贯至十贯不等（后调整为五贯、十贯为主），流通范围限于四川地区。官方交子的发行标志着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制度正式确立，其“分界发行”“准备金制度”“定期兑换”等设计，体现了古代政府对纸币信用的深刻理解。

（三）会子的推广与纸币体系的扩展

北宋末年，随着战争频繁与财政压力增大，交子发行量逐渐突破限额，出现贬值。至南宋初年，为解决铜钱短缺、军费开支庞大的问题，政府开始在东南地区推广“会子”。会子最初由民间“便钱务”发行，后于宋高宗绍兴三十年（约12世纪中期）收归户部官办，设立“行在会子务”。与交子相比，会子的流通范围更广（覆盖东南诸路），面额更灵活（分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且不再限定分界期限（后因贬值仍恢复分界）。会子的推广使纸币从区域性货币发展为全国性货币，标志着宋代货币政策从金属货币主导转向纸币与金属货币并行的新阶段。

三、货币政策的调整与困境：钱荒、通胀与调控失效

（一）“钱荒”问题的显现与成因

从北宋中期开始，“钱荒”（市场上铜钱短缺）成为困扰政府的核心问题。其表现为“百货不通，万商束手”，物价下跌，农民卖粮得钱减少，社会经济活力下降。钱荒的成因复杂：其一为铜钱外流，辽、西夏、日本、东南亚等地因铜钱质量高，大量通过贸易、走私流入境外；其二为民间贮藏，富户为保值大量囤积铜钱，“私家收藏，例皆盈箧”；其三为熔钱铸器，铜钱含铜量高，熔铸为铜器可获数倍利润，导致“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