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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下山，再上山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每个人都斗志昂扬，想赢每一局牌，但是，这恰恰是一个误区。想要每一局都赢牌的玩家，很可能输得很惨。

进化论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们会把这句话理解成能生存下来的都是赢家。在非洲大草原上，跑得最快的狮子才能抓到羚羊，跑得最快的羚羊才能不被狮子抓到。它们只有努力练习奔跑，让自己跑得越来越快，才能见到第二天的太阳。

人生不也是一样吗？学生考试分数最高，才能进最好的大学；打工人工作最卖力，才能保住自己的工作；商家价格压到最低，才能把货卖掉；企业规模做到最大，才能在行业里立于不败之地。这些经验在过去都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是，或许你已经有所察觉，如今，这样的努力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效。清华、北大毕业的学生，一样在竞争实习生的机会；辛辛苦苦的打工人，一夜之间被公司“优化”了；打价格战的商家最终两败俱伤；行业里规模最大的企业可能一夜之间轰然垮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外在的环境变了，自身的处境就会变。

过去，大家都在上山的路上，都想尽快登上山顶。如今，即使已经登上了山顶，你也会发现，自己登上的只是一个小山包。远处还有一座更高的山，山顶光芒万丈。但从这里到那个山顶，没有直达的缆车。要想过去，你得先下山，穿越峡谷，然后才能再上山，一步一步，登上新的山顶。

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被困在小山的山顶？进化论学者有一个洞见。达尔文在思考物种进化的时候，考虑到了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机制，却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只有自然选择这种机制，大部分生命创新很可能都不会出现。

著名哲学家丹尼特就曾点评过达尔文，说他的学说能够很好地解释适应性，但解释不了多样性。但我们都知道，没有多样性，就没有旺盛的创新。多样性是创新的土壤，创新来自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杂交、互相融合。

生命的进化需要创新，创新都是自发的，并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祇指引方向。如果让自然选择来开发令枪，那竞争的压力将导致所有生命都努力朝着更优的方向进化：跑得快的努力跑得更快，跳得远的努力跳得更远，飞得高的努力飞得更高。它们都要力争向上，都想登上山顶。

这是一种很奇特的登山比赛。所有的登山者只关注朝上走，却看不到全景。我们用一个看似离奇的假设来说明这种情况：所有的登山者都要用一块红布蒙住双眼。那怎么登山呢？很简单，虽然看不清周围的景观，但登山者能感知到是朝上走还是朝下走——如果一脚迈出，比上一脚更高，就是朝上走。那登山者心里就有数了——无论从哪个地方出发，走哪一条路，只要做到下一步迈出去始终比上一步更高，就一定能到达山顶。如果真的到了山顶，那再往任何一个方向前行都是朝下的。用学术语言来描述，可以说，山顶就是一个稳定的均衡解。

这个时候，登山者把红布摘下来，四处张望。十有八九，他会绝望地发现，虽然已经到达了山顶，但自己登上的只是一个小山包。群山连绵，起伏蜿蜒，真正的主峰可能就在旁边，却隔着一道深深的峡谷。正是因为无法看到全局，却一心一意要朝上走，最终害了他们。

这些年，你一定见多了被困在小山山顶的结局：最聪明的学生上学的时候听说金融业前途最光明，没想到毕业之后却赶上金融机构裁员限薪，如今他们又想去考公务员，但谁知道哪一天会轮到机构精简呢？最有志向的制造业二代要接班，却不知道该干些什么。父辈选了一类产品，比如毛巾，而且已经成功地占据了全球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但二代却迷茫了：难道我也要一辈子生产毛巾？

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为了上山，先要下山。

为了到达真正的峰顶，你得下山，从高往低走，直至最低的谷底，然后才能再次攀升，一步一步，登上新的峰顶。

那些不愿意下山的人呢？他们很可能惨遭淘汰。举个例子。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就超越美国，成了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市场的世界第一。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DRAM多用于大型电脑和电话交换机设备，这类产品的用户要求制造不会出故障的DRAM。大型电脑要求25年的质量保证，电话交换机要求23年的质量保证。这么苛刻的要求，日本的半导体制造商居然做到了。遗憾的是，“成功是失败之母”。到了20世纪90年代，个人电脑取代了大型电脑。谁的个人电脑会用25年呢？过不了几年就换新的了。所以个人电脑的存储器不需要质量太好，但要求价格低廉，而且能大量供货。这对日本的半导体制造商来说是一种羞辱：什么？我已经考了90分，你却让我考70分？

日本的半导体专家汤之上隆讲过这么一个故事。2005年，容量为512的DRAM是当时最尖端的存储器。日本有一家半导体企业叫尔必达，生产该款DRAM的成品率是98%，而韩国三星的成品率只有83%。看起来，日本企业的技术水平高于三星，其实不然。三星生产的该款DRAM的芯片面积是70平方毫米，而尔必达的是91平方毫米。因此，成品率为83%的三星能够从一片30厘米的晶圆中切割出约830枚芯片，而成品率高达98%的尔必达只能切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