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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行政体制与社会控制

引言

西汉王朝（前202年—8年）作为中国帝制时代首个长期稳定的大一统王朝，其行政体制的构建与社会控制的实践，不仅奠定了汉帝国的统治基础，更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方向。从刘邦建汉初期“承秦制而有所损益”的制度探索，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理转型，西汉统治者通过行政层级的精密设计、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思想文化的有效整合，形成了一套“刚柔并济”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既通过行政权力的垂直渗透实现对地方的直接管理，又借助社会控制手段将国家意志转化为民间共识，最终构建起“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的稳定秩序。本文将从行政体制的架构、社会控制的多元手段及其互动关系三个层面，系统解析西汉治理的核心逻辑。

一、西汉行政体制的层级化构建

行政体制是国家治理的骨架，其结构设计直接决定了权力运行的效率与范围。西汉行政体制以“中央—郡国—县—乡—里”的五级架构为核心，既继承了秦代郡县制的集权传统，又因时调整以适应汉初复杂的政治环境，最终形成了“中央集权为主、地方分治为辅”的特色体系。

（一）中央：三公九卿的权力分工与制衡

西汉中央行政的核心是“三公九卿”制度。所谓“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行政、军事与监察，三者互不统属却又相互牵制。丞相作为“百官之长”，总领全国政务，从官员任免到赋税征收，从司法审判到工程建设，几乎涵盖所有日常行政事务；太尉名义上是最高军事长官，但实际军权常由皇帝直接掌控，或通过临时任命的将军（如大将军、骠骑将军）行使；御史大夫则负责监察百官、起草诏令，同时兼管图籍秘书，其下属的御史中丞更可直接向皇帝汇报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这种“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的设计，既保证了决策效率，又避免了单一权力的过度膨胀。

九卿是三公之下的具体执行机构，分别掌管不同领域的事务。例如，太常负责宗庙礼仪与教育（包括管理太学），廷尉主管司法审判，治粟内史（后改名大司农）负责财政与农业，少府掌管皇室私财与宫廷事务。九卿的设置体现了“家国同构”的治理特征——部分官职（如少府）虽名义上服务皇室，却实际参与国家公共事务；而太常等机构则通过礼仪规范将皇权合法性渗透到社会文化层面。

（二）地方：郡国并行与郡县制的调适

西汉地方行政的最大特点是“郡国并行制”。汉初因“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刘邦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分封同姓诸侯王，形成“郡县与封国并存”的格局。诸侯王国拥有独立的行政权、财政权与部分军事权，其官制甚至模仿中央设置丞相、内史等职。但这种“分权”模式很快引发诸侯坐大的危机，如吴楚七国之乱（前154年）的爆发，迫使中央逐步削弱王国权力。到汉武帝时期，通过“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封地分封给子弟）、“左官律”（限制士人仕宦于诸侯）等政策，王国的行政权被收归中央，封地仅保留经济收益权，最终“郡国并行”演变为实质上的郡县制主导。

郡县制下的郡是地方最高行政单位，设郡守（后改名太守）总揽一郡军政，都尉分管军事，郡丞协助政务，督邮负责监察属县。县作为基层行政单元，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县丞掌文书、县尉管治安，其下还设有“诸曹”（如户曹、田曹、仓曹）处理具体事务。郡县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命，其考核与升迁完全依赖中央的“上计”制度——每年年终，郡守需派计吏携带“计簿”（记录人口、赋税、刑狱等数据）赴京汇报，中央据此评定政绩，决定奖惩。这种“垂直管理”模式确保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三）基层：乡里组织的末梢渗透

行政权力的真正落地，依赖于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西汉基层实行“乡里制”，以“乡—里—什伍”为基本单位。乡设啬夫（负责赋税、诉讼）、游徼（主管治安）、三老（掌教化），分别对应“经济管理、社会秩序、文化引导”三大职能。里是更细分的居住单元，设里正（或里魁）管理，一里约百户，居民按“什伍连坐”编组（十家为什，五家为伍），相互监督、连保连坐。

值得注意的是“三老”的特殊地位。三老多由地方德高望重的老者担任，虽无正式官秩，却被赋予“掌教化”的职责——宣讲国家法令、倡导孝悌伦理、调解民间纠纷。这种“官民中介”的角色，既让国家政策通过地方精英传递到民间，又使民间诉求通过三老反馈至官府，成为基层治理的“缓冲带”。正如《汉书·高帝纪》所载：“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这种“行政力量+地方精英”的基层治理模式，极大降低了国家直接管理的成本。

二、西汉社会控制的多元手段

行政体制搭建了权力运行的框架，而社会控制则是确保这套框架有效运转的“润滑剂”。西汉统治者通过法律约束、经济绑定、思想整合、军事威慑等多重手段，将国家意志转化为社会共识，最终实现“民知所从、令行禁止”的治理目标。

（一）法律体系：从“约法省刑”到“礼法合流”

西汉法律体系的演变，反映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