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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传染科护士个人年终总结样本(2篇)

2025年1月3日，夜班结束，我脱下被汗水浸透的刷手衣，站在更衣室镜子前，看见自己眼角新增的细纹，像两条极细的银丝，在灯下闪着冷光。这一年，我在传染科病房里走了三千多公里，相当于从哈尔滨一路走到三亚，却始终没有走出那道玻璃门。门内是38张负压床位，门外是四季轮换的城市，而我，成了夹在中间的那道“过滤网”。

年初，病房收治了第一例输入性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患者是一位46岁的援非工程师，高热41℃、皮下出血点呈紫黑色，像被墨水溅上的宣纸。我负责他的特级护理，穿第三层手套时，指尖在橡胶里发出“咔”的一声脆响，那一刻我知道，恐惧并不是敌人，真正的敌人是“习惯”。为了让自己保持警觉，我在隔离衣胸口的位置用记号笔写下“他有人等他回家”，每次低头，都能看见那行歪歪扭扭的字。患者第7天出现DIC，实验室电话报危急值时，我正用注射泵给他推注凝血因子，手稳得像一块花岗岩，其实膝盖在裤管里悄悄发抖。凌晨3点，他忽然清醒，用嘶哑的声音问我：“护士，我还能看到樱花吗？”我愣了半秒，回答他：“能，但你要先答应我，明早把粥喝完。”后来，他真的喝完了那碗粥，却没能走出病房。护士长把死亡小结交给我签字时，我盯着“死亡时间”那一栏，笔尖悬在纸上，像悬在深渊上方，最终写下的不是数字，而是一颗很小的“?”，表示交接完成。那一刻我明白，护理记录不仅是医学文件，也是一个人的“句号”，我必须写得端正，因为那是他留在世间最后的笔迹。

3月，科室来了两位新同事，都是00后，扎着彩色发绳，像两只刚离巢的鹦鹉。我负责带教，第一件事不是教她们穿脱防护服，而是教她们“如何哭”。我让她们把护目镜涂满防雾喷剂，然后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直到眼眶蓄满泪水却不掉下来。我说：“记住这个感觉，等你们真的想哭却不敢哭时，就不会憋得胸口疼。”两周后，小周在处置室被留置针回血溅到脸，她没哭，只是死死攥住我给的酒精棉片，像攥住一块浮冰。那天夜里，我悄悄在值班室放了一盒草莓味牛奶，她喝完把盒子压成扁片，用圆珠笔写下“我还活着”，然后贴到更衣柜内侧。如今，那行字已经褪色，却没人舍得撕掉。

5月，病房启动“乙肝母婴零传播”项目，我主动报名做随访护士。每周三下午，我拎着冷链箱，坐2小时地铁去郊区给孕妇采血。冷链箱里除了试剂，还塞了两块冰袋、一瓶冻成冰坨的矿泉水，出地铁时，瓶壁结满水珠，像给我戴上了一副水晶手套。有位姓万的孕妇，孕32周，病毒载量7次方，却坚持要顺产。我给她讲了3次分娩时宫腔挤压可能造成的母婴传播风险，她都只是低头摸肚子，最后说：“姑娘，我婆婆说顺产的孩子聪明。”我深吸一口气，从手机里翻出一张我儿子周岁的照片，递到她眼前：“我生他的时候侧切了四厘米，他现在会背《咏鹅》。”万姐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突然笑了：“那我也剖。”孩子出生那天，我休班，却特意赶去医院，把一枚印着“0”字样的徽章别在包被上，告诉她：“这是第0例，以后还会有第0例。”万姐出院时给我塞了一袋红鸡蛋，我带回科室，每人分一个，蛋壳上沾着一点血迹，我用酒精棉片擦净，那抹红却渗进指纹里，好几天才褪掉。

7月，我参加了省里的传染病专科护士答辩，抽到的题目是“埃博拉病毒病去污流程”。评委老师问：“如果污染面积超过5平方米，你第一步做什么？”我回答：“先拍照，再撤离，让保洁别动，等我回来。”全场哄笑，我却认真解释：“照片不是留证据，是告诉自己，等下要从哪里开始擦，从哪里结束，像给灵魂画一张地图。”答辩结束，我得了92分，不是最高，但足够让我把“专科护士”金属徽章别在工牌旁。夜里回家，儿子摸着我的徽章问：“妈妈，这是金牌吗？”我说：“这是盾牌，替你挡怪兽。”他听完把盾牌贴在自己胸口，奶声奶气地喊：“变身！”那一刻，我把所有熬夜背的指南、流程、评分表，都兑换成了他眼里那束光。

9月，我们收治了第一例猴痘。患者是22岁的大学生，全身脓疱，像被撒了一把煮熟的西米。他拒绝插尿管，说“宁愿憋死”。我搬了个凳子坐在他床边，给他讲我大学第一次蹦极，站在跳台边怎么也不敢跳，最后是被教练一脚踹下去。“那一脚让我明白，恐惧的尽头不是死亡，是膀胱爆炸。”他噗嗤笑出声，笑到一半扯到伤口，疼得倒抽冷气，却还是点头同意导尿。置管成功那刻，他小声说：“姐姐，你踹得真温柔。”我拍拍他的肩：“下次自己跳，别等人踹。”出院时，他送我一幅手绘，画里我穿着隔离衣，背后长出一对翅膀，脸被N95勒得变形，像只憨厚的大白鹅。我把画贴在值班室门上，夜班路过，总要伸手戳一下那对翅膀，确认它们还在。

11月，科室做“针刺伤追踪”复盘，我报了3年前的一例：给HIV阳性患者拔针时，被回弹的钢针划破指尖。当时我没吃阻断药，因为患者病毒载量低于检测限，我赌了一把，赢了，却把恐惧留到了今天。复盘会上，我把那天的护理记录投影出来，放大到每一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