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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的民族政策与社会控制

引言

两汉（西汉与东汉）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长期统一的封建王朝，其统治时长跨越四个多世纪，不仅奠定了“汉”作为民族文化符号的基础，更在边疆治理与社会整合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一时期，中原王朝与周边匈奴、羌、西南夷、西域诸邦等民族的互动频繁而复杂，民族政策既包含军事威慑、政治羁縻，也涉及经济融合与文化渗透；而社会控制则通过户籍管理、法律约束、教化引导等手段，将中央权力延伸至边疆与基层。二者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内郡-边郡-属国”的多层次治理体系，为后世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早期范本。本文将从民族政策的实践路径、社会控制的体系构建及其互动关系入手，探讨两汉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对多元社会的有效整合。

一、两汉民族政策的核心框架与实践路径

（一）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羁縻与征伐”双轨策略

北方匈奴是两汉最主要的外部威胁，其政策演变最能体现“刚柔并济”的特点。西汉初期，因秦末战乱导致国力凋敝，高祖在“白登之围”后被迫采取“和亲”政策，通过嫁宗室女、赠送财物换取边境安宁。这种妥协并非单纯示弱，而是为恢复经济争取时间——文景时期，朝廷一面继续和亲，一面在边郡“入粟拜爵”鼓励屯垦，储备战略物资。至武帝时，国力强盛，政策转向主动出击：卫青、霍去病多次北伐，收复河套地区，设立朔方郡；又派张骞通西域，断匈奴“右臂”。但军事胜利并未彻底解决边患，宣帝时匈奴分裂，呼韩邪单于内附，汉朝转而采用“羁縻”策略：允许其驻牧边郡，提供粮食资助，同时要求其遣子入侍、接受册封。东汉时期，匈奴再次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后被安置于塞内，与汉人杂居；北匈奴则因窦宪北伐西迁。这种“征伐以立威，羁縻以安民”的策略，既避免了长期战争消耗，又通过内附部落的“缓冲”作用稳定了边疆。

（二）对西域诸邦的“都护制”与文化渗透

西域（今新疆及中亚部分地区）是连接中原与欧亚的交通要道，两汉对其控制经历了从“凿空”到“建制”的过程。西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虽未达成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的直接目标，却开启了中原与西域的官方往来。此后，汉朝通过“厚赂通使”“以义属之”的方式吸引西域诸国，同时在轮台、渠犁设立屯田校尉，驻军屯粮。至宣帝神爵二年（约公元前60年），为管理日益增多的西域事务，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任命郑吉为第一任都护。都护的职责包括监督诸国安危、调解矛盾、保障商路畅通，其治下的西域诸国“佩汉印绶”者达三百余人，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东汉时期，虽因王莽乱政一度与西域断绝联系，但明帝时班超以“以夷制夷”策略重新经营，仅率36人收复鄯善、于阗、疏勒等国，后任西域都护期间“不动中国，不烦戎士”，通过扶持亲汉势力、推广汉地农耕技术（如牛耕、铁器），使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都护制的本质是“间接统治”，既尊重西域诸国的原有制度，又通过军事威慑与经济互惠将其纳入汉朝的政治体系。

（三）对西南夷的“郡县化”与经济融合

西南夷指今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的众多少数民族部落，《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其“君长以什数”，文化差异极大。西汉武帝时，为打通“蜀身毒道”（经印度通往中亚的商路），开始经营西南。最初通过“厚赐”招抚，如派唐蒙入夜郎，赠以财物使其归附，设犍为郡；后因部分部落反抗（如且兰君杀汉使），转而用军事手段平定，增设牂牁、越巂、益州等郡。但单纯的军事征服难以稳定统治，汉朝转而采取“郡县与土长并立”的政策：郡下设县，由中央派太守、县令；同时保留当地酋长的“邑君”“邑长”称号，允许其管理内部事务。经济上，推行“移民实边”，将内地罪犯、贫民迁至西南，带去铁犁、牛耕技术，并在滇池周边开垦稻田；贸易上，允许汉商与西南夷互市，蜀地的丝绸、漆器换取当地的笮马、髦牛。这种“渐进式郡县化”策略，既加强了中央对西南的控制，又通过经济融合减少了文化冲突。东汉时期，哀牢夷内附，汉朝在其地设永昌郡，标志着西南边疆的进一步巩固。

二、社会控制体系的构建与民族政策的互动

（一）户籍与赋役：从“编户齐民”到“属国制度”

户籍管理是社会控制的基础。内地推行“编户齐民”制度，居民按里甲登记，注明年龄、性别、财产，作为征发赋税（算赋、口赋）、徭役（更卒、正卒）的依据。这种制度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将个体直接纳入国家管理体系。而针对内附的边疆民族，汉朝创设“属国制度”：将归附的匈奴、羌等部落安置在边郡，设“属国都尉”管理，其民称“属国胡”，保留原有的部落组织和习俗，但需“保塞”（守卫边塞），赋税较轻（或免赋），壮丁可编入“胡骑”为汉朝作战。例如，武帝元狩二年（约公元前121年）匈奴昆邪王降汉，汉朝将其部众安置在陇西、北地等五郡塞外，设五属国；东汉南匈奴内附后，分置诸郡，“岁给其费”，同时“令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实现了“以夷守边”与“人口控制”的双重目标。属国制度既避免了强行“编户”引发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