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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前公示中县委副书记年龄打架

一、事件回溯：任前公示中的“年龄谜题”

2025年11月24日，广西桂林市委组织部发布的《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引发舆论关注。公示显示，时任平乐县委副书记、三级调研员的陶某某拟任县（市、区）正处级领导职务，其出生年月标注为“1972年8月”。然而，这一信息与陶某某此前多次任前公示的年龄记录形成鲜明矛盾。

经媒体核查，2017年11月13日，桂林市委组织部发布的任前公示中，陶某某时任荔浦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拟任县（区）党委常委，其出生年月明确为“1975年9月”；2021年7月7日，陶某某时任荔浦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拟任县（市、区）党委副书记时，任前公示的出生年月仍为“1975年9月”。从2017年到2025年，同一名干部的出生年月在官方公示中“跳跃”了3年零1个月，形成了令人费解的“年龄打架”现象。

针对舆论质疑，12月8日，桂林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回应称，陶某某本次拟任职务“不予任用”，但未就年龄差异原因作出具体解释。平乐县委办公室则表示相关部门已启动核查程序，建议关注官方后续通报。至此，这起“年龄谜题”虽暂时以“不予任用”告一段落，却留下了诸多待解的问号。

二、“年龄打架”背后的公信力危机

干部任前公示制度是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重要机制，其核心在于通过信息公开保障选人用人的透明度与公正性。而“年龄”作为干部档案的核心信息之一，不仅关系到干部的成长轨迹、任职资格，更直接影响组织部门对干部能力、经验与发展潜力的综合判断。陶某某三次任前公示中年龄的“前后矛盾”，本质上是对这一制度公信力的冲击。

首先，它动摇了群众对干部选拔程序的信任。任前公示的“公示”二字，意味着组织部门主动将干部信息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社会监督。当同一干部的关键信息在不同时间节点出现重大偏差时，公众难免产生“是否存在档案篡改”“是否为提拔便利调整年龄”等质疑。这种质疑若得不到及时、充分的回应，将削弱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既然公示信息可能存在“水分”，监督的意义又何在？

其次，它暴露了干部档案管理的严肃性缺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公民出生日期原则上不得随意变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更明确要求，干部档案必须真实、准确、完整、规范。陶某某年龄在8年间“增长”3岁，显然超出了正常信息误差的范畴。若这一差异源于档案造假或审核疏漏，那么问题的严重性已不仅限于个人诚信，更涉及组织部门在干部考察、档案审核环节的失职。

再者，它损害了干部队伍的整体形象。领导干部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其个人品行与职业操守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一名县委副书记的年龄信息都能“打架”，如何让群众相信其在其他工作中能做到实事求是？这种“小处不严谨”的印象，会通过舆论放大，最终影响干部队伍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

三、从个案到制度：如何堵住干部档案管理漏洞

陶某某“年龄打架”事件虽为个案，却折射出干部档案管理中的深层问题。要避免类似事件重演，需从制度设计、执行监督、责任追究等多维度发力，构建“不敢假、不能假、不想假”的档案管理体系。

（一）完善档案核查机制，扎紧“不能假”的笼子

干部档案是干部成长的“政治履历表”，必须建立全流程、多维度的核查机制。一方面，要强化档案“凡提必审”的刚性约束。在本次事件中，陶某某从副县长到县委副书记再到拟任正处级职务，经历了多次职务晋升，但年龄信息的矛盾却未在前期审核中被发现，暴露出档案审核的“走过场”倾向。组织部门应建立跨部门、跨时间的档案比对机制，对干部出生年月、学历、工作经历等关键信息进行“全生命周期”追溯，确保前后一致。

另一方面，要引入第三方验证机制。当前干部档案主要由组织部门内部管理，缺乏外部监督。可探索将出生医学证明、户籍底档、早期学籍档案等原始材料纳入审核范围，并委托公证机构或专业机构对关键信息进行交叉验证，减少“内部循环”可能带来的操作空间。

（二）强化责任追究，形成“不敢假”的震慑

档案造假之所以屡禁不止，关键在于违规成本低、追责力度弱。《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篡改、伪造个人档案资料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但在实践中，部分干部存在“只要不被发现就没事”“即使被发现也只是批评教育”的侥幸心理。

针对陶某某事件，相关部门需彻查年龄差异的根源：是个人故意篡改档案，还是组织审核疏漏？若是前者，应依法依规追究其党纪政纪责任，甚至移送司法机关；若是后者，需倒查档案审核环节的责任人，对失职渎职行为严肃问责。只有让造假者付出沉重代价、让失责者承担相应后果，才能形成“伸手必被捉”的震慑效应。

（三）推进信息公开，培育“不想假”的自觉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干部任前公示不应仅停留在“贴公告”的层面，而应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例如，除了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