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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形态下工伤认定主体适格性问题

一、引言：新就业形态发展与工伤认定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蓬勃兴起。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家政服务人员等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数亿人，他们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就业，工作模式突破了传统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劳动者”的二元结构，呈现出灵活性、非全日制、多平台从业等特征。

然而，这种就业模式的创新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其中，工伤认定难尤为突出：当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遭遇交通事故、网约车司机因长时间驾驶突发疾病、家政服务人员在雇主家中受伤时，往往面临“谁来承担工伤责任”的争议。问题的核心在于，现行法律框架下工伤认定的主体适格性标准（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法律身份是否符合规定）与新就业形态的用工实际存在脱节，导致劳动者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探讨新就业形态下工伤认定主体适格性问题，既是完善劳动保障制度的现实需求，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二、新就业形态的特征与工伤认定主体适格性的法律基础

（一）新就业形态的核心特征与传统用工模式的差异

新就业形态的本质是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其用工模式与传统劳动关系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属性弱化。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者需接受用人单位的考勤管理、工作指令和劳动纪律约束（即“人格从属性”）；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如外卖骑手）虽需遵守平台的派单规则和服务标准，但工作时间、路线选择具有较高自主性，部分骑手甚至同时为多个平台服务，与单一平台的人身依附关系明显减弱。

第二，经济关系复杂化。传统劳动者的报酬以固定工资为主，与用人单位的经济利益绑定紧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收入多与工作量直接挂钩（如按单计酬），平台通常仅提供信息撮合或技术支持，不直接承担生产资料成本（如外卖骑手自备电动车），双方的经济从属性更趋松散。

第三，组织形态虚拟化。传统用工中，用人单位是明确的实体组织；新就业形态下，平台企业更多扮演“规则制定者”和“数据管理者”角色，劳动者与平台之间可能不存在直接的“面对面”管理，用工关系呈现“去组织化”特征。

（二）现行工伤认定主体适格性的法律依据

我国工伤认定的法律体系以《工伤保险条例》为核心，辅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根据规定，工伤认定的主体需满足两个基本条件：

其一，用人单位适格。工伤责任的承担主体须是《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且需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其二，劳动者适格。劳动者需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这种关系的认定以“从属性”为核心标准，具体包括：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和指挥（人格从属性）；劳动者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组织从属性）；劳动者的报酬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从属性）。

（三）新就业形态对主体适格性标准的挑战

传统工伤认定的主体适格性标准建立在“强从属性”劳动关系基础上，而新就业形态的“弱从属性”特征直接冲击了这一标准。例如，平台企业常以“合作关系”“劳务关系”为由，主张与劳动者不存在劳动关系，从而规避工伤责任；劳动者则因缺乏书面劳动合同、管理证据不足等原因，难以证明“从属性”，导致工伤认定申请被驳回。这种矛盾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大量争议案件：据某法院统计，近三年受理的新就业形态工伤认定行政诉讼案件中，超过60%的争议焦点集中在“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这一主体适格性问题上。

三、主体适格性争议的典型表现与深层原因

（一）典型争议场景：从“外卖骑手案”看主体认定困境

以某外卖骑手工伤认定案为例：骑手张某通过平台注册接单，平台规定其需穿着统一工服、遵守30分钟送达规则，但不强制考勤；张某的收入由平台扣除信息费后直接发放，电动车由其自行购买。某日，张某在送餐途中被汽车撞伤，申请工伤认定时，平台主张双方为“合作关系”，理由是张某可自由选择接单时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平台不提供生产工具。社保部门经调查认为，张某需遵守平台的服务标准（人格从属性）、送餐是平台业务的核心内容（组织从属性）、收入由平台支付（经济从属性），最终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平台需承担工伤责任。但类似案件中，不同地区的认定结果可能截然相反——有的法院以“工作自主性高”为由否定劳动关系，有的则以“平台实际控制服务质量”为由予以肯定。这种“同案不同判”现象，集中反映了主体适格性认定标准的模糊性。

（二）争议的核心表现：三重矛盾交织

第一，法律规定的“刚性”与用工模式的“柔性”矛盾。现行法律将劳动关系与民事关系（如劳务关系、承揽关系）严格区分，但新就业形态用工介于两者之间：劳动者既非完全自主的“独立承包人”，也非传统意义上的“雇员”，导致法律适用陷入“非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