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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平台算法管理权的法律边界界定

引言

零工经济的蓬勃发展，将“平台+个人”的新型用工模式推向经济舞台中央。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零工劳动者通过平台算法接受任务分配、获得劳动报酬、接受服务评价，算法已从技术工具演变为平台管理劳动者的核心手段。在此背景下，平台依托算法实施的“算法管理权”——即平台通过预设代码规则对劳动者的工作过程、服务质量、收入分配等进行自动化管理的权力——逐渐成为劳动关系领域的焦点问题。然而，算法的技术特性（如黑箱性、动态性）与平台的市场优势地位叠加，使得算法管理权的行使常突破合理边界，引发劳动者权益受损、市场竞争失序等争议。如何在鼓励技术创新与保障劳动者权益之间划定法律边界，既是规范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完善数字经济法治体系的重要课题。

一、零工经济平台算法管理权的内涵与运行样态

（一）算法管理权的概念界定

算法管理权是平台基于技术优势，通过预设算法规则对零工劳动者的工作行为进行自动化约束、引导和评价的管理权力。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技术性，依托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技术实现管理决策的自动化，区别于传统人工管理的主观判断；其二，强制性，算法规则以“系统提示”“服务协议”等形式嵌入劳动者的操作流程，劳动者若违反规则将面临派单减少、收入扣减甚至账号封禁等后果；其三，隐蔽性，算法的运行逻辑、参数设置等关键信息通常由平台单方掌握，劳动者难以知晓具体规则，形成“技术黑箱”。

（二）算法管理权的实践表现

在零工经济场景中，算法管理权的行使贯穿劳动者服务全周期。例如，在任务分配环节，平台通过“距离优先”“好评优先”等算法模型决定订单推送对象；在计价规则环节，平台根据时间、地点、供需关系等变量动态调整单价；在服务评价环节，平台通过用户评分、超时率、投诉率等数据生成“服务分”，并以此作为派单权重的核心依据。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平台为提高运营效率，引入“动态惩罚机制”——当劳动者接单后取消订单，算法会降低其后续派单优先级；若连续出现超时行为，算法可能自动提高该劳动者的“准时率考核标准”。这些管理行为看似基于数据逻辑，实则深度影响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与职业发展空间。

（三）算法管理权的双重属性

算法管理权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属性。从工具理性看，算法通过数据驱动的决策机制，降低了平台的人工管理成本，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以某外卖平台为例，智能派单系统可将订单与骑手的匹配时间从人工操作的30秒缩短至0.1秒，显著提高了配送效率。从价值理性看，算法管理权本质上是平台对劳动者行为的“软性控制”，其权力来源不仅是技术优势，更依托于平台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或用户粘性。当平台利用这种双重优势过度扩张管理权时，便可能突破法律边界，异化为侵害劳动者权益的工具。

二、算法管理权法律边界界定的现实挑战

（一）权利义务失衡：平台权力的过度扩张

在零工经济中，平台与劳动者的地位天然存在不对等性。平台掌握算法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和修改权，而劳动者仅能通过“接受或离开”（takeitorleaveit）的方式被动接受规则。这种权力结构失衡导致算法管理权的行使常突破合理限度：例如，部分平台为压缩成本，通过算法动态调整配送时长，将原本30分钟的配送时间缩短至25分钟，却未相应增加配送费；还有平台将用户的“无理由差评”直接纳入算法考核，导致劳动者因非主观过错承担收入损失。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平台将经营风险通过算法转移给劳动者，违背了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二）规则透明度缺失：技术黑箱下的公平性危机

算法的技术特性使得其运行逻辑难以被劳动者理解。尽管部分平台会在用户协议中笼统提及“算法规则将综合考虑距离、时间、用户评价等因素”，但具体的权重分配、参数调整机制等核心信息始终处于封闭状态。这种“黑箱”运作模式引发两方面问题：一是劳动者无法通过调整自身行为适应算法规则，例如某骑手为提高派单量刻意在热门区域等待，但因不知晓平台“优先分配给在线时长不足2小时的骑手”的隐藏规则，反而导致接单量下降；二是算法可能隐含歧视性因素，如通过用户定位数据将低消费水平区域的订单优先分配给新骑手，间接造成收入差距。规则透明度的缺失，使得劳动者难以对算法决策提出有效异议，公平性保障无从谈起。

（三）救济机制滞后：现有法律的适用困境

当前，我国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主要以“标准劳动关系”为预设场景，而零工劳动者与平台的关系多被界定为“非标准劳动关系”或“民事合作关系”，导致算法管理权侵害劳动者权益时，现有法律难以直接适用。例如，劳动者因算法派单不公导致收入减少，若无法证明平台存在“故意损害”，则难以依据《劳动法》主张权利；若以《民法典》中的“公平原则”起诉，又面临举证困难——劳动者需证明算法规则本身存在不公平性，而平台可凭借“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供算法细节